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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后重度低血流动力学状态的危险因素分析
孙奉辉,李晓兵,范寅泰,于逢春
据统计20%~30%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是由颈 动脉狭窄引起的[1],因此颈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或闭塞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最常见的原因。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rotid angioplasty and stenting ,CAS)已成为治疗颈动脉狭窄的有效方法,具有术中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的优点,为药物治疗无效及不耐受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患者带来福音。但CAS术后存在低血流动力学(hemodynamic depression,HD)状态,HD 状态是由于CAS术中支架或球囊压迫颈动脉窦,从而抑制交感神经纤维兴奋,激活副交感神经环路,出现血压和心率下降,重度HD状态[血压≤90/60mmHg和(或)心率≤50次/min]可导致围术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梗死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 [2-4] ,是 CAS 术后较为常见的并发症。鉴于此,本研究特对本院既往收治的125例实施颈动脉支架手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展开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本院神经内科行CAS的125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70例, 女55例,年龄为46~80岁,平均(64.5±7.1)岁。颈内动脉起始段症状或非症状性重度狭窄 118 例,症状性中度狭窄7例, 所有患者均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s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证实。颈动脉狭窄的计算方法参照北美症状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试验标准[5]。按照是否发生重度HD状态(血压≤90/60mmHg或心率≤50次/min)分为重度HD发生组32例和重度HD未发生组93例。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纳入标准: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率≥50%,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率≥70% ;②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颅内动脉瘤或动静脉 畸形不能提前处理;②3个月内有颅内出血,2 周内有大面积脑梗死;③不能控制的高血压;④对肝素、阿司匹林或其他抗血小板聚集类药物禁忌;⑤对造 影剂过敏;⑥颈内动脉完全闭塞;⑦预计在30d内有其他部位外科手术者;⑧2周内曾发生心肌梗死;⑨严重心、肝、肾疾病;⑩明显意识障碍或神经功 能缺损严重。
1.2方法所有患者术前口服阿司匹林100mg/d 和 氯吡格雷 75mg/d,至少服用3d ;CAS术前6h 禁食;术中使用心电监护仪进行血压、心率监测。选择合适直径、长度的自膨式支架置于狭窄段并释放,造影观察支架位置及原狭窄改善情况。术中使用的支架分为闭环支架(Wallstent,Boston Scientific公司,美国)及开环镍钛合金支架(Precise,Cordis公司,美国;Protégé,EV3公司,美国),保护装置为Filterwire(Boston Scientific公司,美国)以及Spider(EV3公司,美国)。行球囊扩张前,若心率<70次/min,静脉注射0.5mg阿托品预防心率过缓。球囊扩张或支架置入后若心率持续<50次/min,静脉注射阿托品;若疗效不佳时,使用异丙肾上腺素0.5~2µg/min持续静脉泵入。若出现血压持续降低时,首先行扩容治疗,若无法纠正,则给予升压药物以维持血压。术后常规心电血压监护 24h,直至患者持续性收缩压>90mmHg,并且心率>60次/min。术后同时服用阿司匹林100mg/d和氯吡格雷75mg/d,持续3~6个月;后持续服用阿司匹林100mg/d或氯吡格雷75mg/d。
1.3观察项目记录所有患者的性别、年龄、卒中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吸烟史。术前行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评估狭窄部位斑块性质,根据颈动脉CDFI斑块回声的强弱,分为高回声斑块及非高回声斑块,术前测量基础血压及心率。根据DSA图像观察狭窄侧别、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距离(≤10mm和>10mm)以及对侧颈内动脉是否重度狭窄。记录术中扩张球囊的直径(<5mm和≥5mm)及支架类型(开环支架和闭环支架)。由于 CAS 术后心率、血压下降很常见,而且轻度下降对患者影响不大,故将重度 HD 状态定义为血压≤90/60mmHg 和(或)心率≤50次/min[2]。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别利用单因素描述性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结果
2.1患者一般情况及CAS情况重度HD发生组患者在CAS术中或术后出现重度HD状态,最长持续72h。所有患者给予补液、扩容,10 例患者给予多巴胺静脉泵入升压,2例患者夜间心率<45次/min,出现胸闷,给予静脉注射阿托品后症状消失。无缺血性卒中或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单因素分析显 示两组间基础心率、症状性狭窄、狭窄程度、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距离、CDFI高回声斑块、支架类型(开环/闭环)、扩张球囊直径差异有显著性(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狭窄程度、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10mm、CDFI高回声斑块和开环支架为CAS围术期发生重度 HD 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2。
表2 影响重度HD状态发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血流动力学紊乱是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最为常 见的并发症,血流动力学紊乱包括高灌注综合征和HD状态。其中HD状态是指CAS术中或术后出现血压和心率下降,当血压≤90/60mmHg 和(或)心率≤50次/min时成为重度HD状态,可导致围术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及缺血性卒中的发生 [2-4] ,是CAS的主要并发症之一。
状态发生,如果出现重度HD状态,可导致心、脑等重要脏器灌注不足,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增加。因此对邻近颈动脉窦的病变,当使用较高硬度、贴壁性支撑性强的支架时,更应警惕重度HD状态的出现。李鸣等[4] 认为CDFI高回声斑块、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10mm、基础收缩压<120mmHg、扩张球囊直径≥5mm为CAS术后发生重度 HD 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而Gupta等[2] 认为,钙化斑块、病变累及颈动脉球部是HD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HD 状态发生率为42% ;Lian等[8] 发现HD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颈动脉狭窄率>70%、重度钙化斑块、双侧 支架置入及球囊扩张压力>810.6kPa(8atm)。李薇[9]的研究提示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10mm、重度狭窄、球囊后扩张是 CAS 后血流动力学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还有研究认为斑块累及颈动脉球部和钙化斑块为HD 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表明重度HD发生组与重度HD 未发生组的基础心率、症状性狭窄、狭窄程度、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距离、CDFI高回声斑块、支架类型(开环/闭环)、扩张球囊直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而经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狭窄程度、最狭窄处至颈动脉分叉处≤10mm、CDFI高回声斑块和开环支架为CAS围术期发生重度HD 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CDFI提示高回声颈动脉斑块一般为硬化斑块,此类颈动脉斑块往往富含纤维组织,钙化程度较高[10],并且动脉壁顺应性下降。当使用球囊扩张时,压力可以快速传导至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容易发生HD状态[11]。硬化斑块使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敏感度下降,调节能力减弱,也是导致HD状态的一个原因[12]。因颈动脉压力感受器多分布于颈动脉窦部即颈动脉分叉部位,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处越近,在血管内治疗时(包括球囊扩张、支架置入、自膨式支架释放后持续扩张)对颈动脉窦的刺激就越大,引起迷走神经张力升高越明显,越容易发生 HD 状态[13]。本研究显示,病变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10mm,更易于发生重度HD 状态。
本研究表明,狭窄程度也是重度HD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狭窄程度越重,越容易出现重度HD状态。因为狭窄越重越易出现血流动力学损害,这可能与狭窄程度越重,则术前术后狭窄改善程度越大、血管内膜的位移也越严重、对颈动脉窦的刺激也越大有关[9,14]。而且一般情况下狭窄程度越重,患者脑组织低灌注程度越重,接触狭窄,血流迅速恢复后,也会反射性引起血压降低,这也会加重HD状态的程度。
本研究还表明,开环支架相对于闭环支架更容易引起重度HD状态,是CAS后发生重度HD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Pierce等[15]的研究是一致的。可能与开环支架径向支撑力高,对颈动脉窦刺激大,对颈动脉窦刺激时间较长有关。由于开环支架顺应性高,贴壁较好,更适合于狭窄部位迂曲的血管[16];但对于狭窄部位存在高回声斑块的血管谨慎使用。
此外,李鸣等[4] 研究认为术前基础心率<70次/分、扩张球囊直径≥5mm也是重度HD状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本研究发现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可能与本科室术前常规预防性应用阿托品有关。
综上所述,CAS 围术期 HD 发生率高,狭窄程 度、最狭窄处距颈动脉分叉≤10mm、CDFI高回声斑块和开环支架是重度 HD 状态的危险因素。术前应充分认识这些危险因素,并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术后密切监测,以便于及时发现HD状态。考虑到重度HD状态可能会增加围术期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重度HD状态发生后,应及时合理地使用血管活性药物,迅速纠正重度HD状态,从而减少重度HD状态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本研究尚具有一定的缺陷,首先,本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回顾性研究;其次,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加以证实。
作者简历
范寅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市神经内科学会认知障碍及相关疾病委员会委员 青年学组组长
北京市神经内科学会神经变性病分会委员
北京市神经内科学会睡眠障碍分会常务委员
北京市神经内科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会员会委员
擅长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认知障碍及相关疾病;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疾病及神经系统常见疾病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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