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人类的抗‘艾’历程就像一个马拉松长跑。前三分之一，中国落后很多；中间三分之一，已经赶得差不多了；后三分之一，冲刺阶段，我们有希望在某些方面做出世界领先水平。”——北京协和医院李太生教授

自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艾滋病）患者，我们就开始了与AIDS的战役。经过33年的攻坚战，我国AIDS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从最初的缺医少药到生产仿制药，到推广效优、价廉、毒副作用小的“中国方案”，再到探索综合治疗模式，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积累了中国数据和经验，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抗艾道路，同时也为AIDS的全球防控贡献着中国智慧。 

我国首例AIDS患者发现始末

• 疑诊AIDS，追问病史

1985年6月3日傍晚6时，北京协和医院外宾医疗科急诊室迎来一名34岁阿根廷男子，该男子旅居美国15年，有同性恋史。患者因“肺部感染”就诊，入院时神志清楚，高烧不退，呼吸困难。4日早上，患者转入住院病房，时任内科副主任、传染组组长的王爱霞教授前去会诊，拿起胸片，暗自惊叹：“典型的卡氏肺孢子虫肺炎（PCP），难道是AIDS？”。随后越洋电话联系到患者的家庭医生，王爱霞教授才了解到，原来患者去年就被诊断为AIDS，合并PCP，只有喷他脒静点有效，但该患者已断药两周。

• 冒险取血，获得血清学证据

如何确诊AIDS？当时美国的诊断标准之一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阳性。AIDS被视为“烈性传染病”，谁会取血化验呢？6月5日，王爱霞教授做出大胆举动，取走患者5ml血，亲自分离出血清标本，请原卫生部药品检定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协助测定。结果显示，患者血清HIV抗体与标准阴性血清OD值之比高达59.7（＞5 即为阳性），呈强阳性。 

• 知情同意下完成国内首例AIDS尸检

5日傍晚7:30，患者病情加重，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6日上午10:10，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

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首例AIDS病例，医生们非常希望能够争取到尸检，查明AIDS的病理改变。在阿根廷使馆的帮助下，医院征得患者性伴侣的同意，签订了一份编号为498的《协和医院病理检查同意书》。

尸检工作在6月8日下午进行。病理科派出三位医师——高年主治医师张慧信主刀，住院医师崔全才担任助手，技师王若虬负责缝合。崔全才医师曾在2013年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时是既兴奋、恐惧，又感到责无旁贷”。

通常尸检都会留下大体标本照片，更不必说这一特殊病例。但是，考虑到一台照相机价值昂贵，一旦尸检过程中被污染只能扔掉，所以三位医师最终还是放弃了拍照。尸体肚皮被切开后，肉眼可见肺体积增大、肺水肿，肝、脾体积明显增大。医生们将不同器官取出，逐个称重后切开，置入玻璃容器，用福尔马林浸泡。即使如此小心翼翼，尸检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缝合针甩出的液体飞溅入技师王若虬的眼中！但条件有限，他当时仅进行了简单冲洗和消毒，便又继续投入工作。回想起这个“小插曲”，王若虬心有余悸。起初几年他还很担心是否被感染，随后身体一直很健康，一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

尸检后两周，大标本被做成蜡块、切片，共得到全身脏器的病理切片50余张。最终病理诊断为：AIDS，双肺PCP。我国第一例AIDS诊断至此尘埃落定。

紧接着，医院组织了病例讨论会，最后讨论结果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1986年第25卷第7期。自此，协和医院吹响了中国抗“艾”之战的号角，在33年攻坚战中发挥着先锋带头作用。

《HIV/AIDS的临床诊治和免疫病理研究》获得2002年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李太生教授（右）和导师王爱霞教授（左）在颁奖现场

国内大事记 

• 1985年 6月，北京协和医院报告国内首例AIDS患者，为输入性病例。 

• 1993年 开始用齐多夫定和扎西他滨进行AIDS的抗病毒治疗。 

• 1995年 王爱霞教授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部《HIV/AIDS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AIDS治疗逐渐走向规范化。 

• 1999年 初步尝试抗HIV的“鸡尾酒疗法”，首批治疗20例患者。 

• 2003年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爆发，促进“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全面启动AIDS免费抗病毒治疗。但当时国内仅有五种仿制药，药物剂量、疗效、副作用等均是未知数，限制了抗病毒治疗的推广应用。 

• 2005年 第一部《艾滋病诊治指南》出台。 

• 2006年 AIDS抗病毒治疗“中国方案”初建。李太生教授主持完成国内首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优选出两个一线抗病毒方案，被称为“中国方案”。该方案迅速在临床推广应用，病毒抑制率达60%~80%，费用仅为进口药的1/6，治疗成功率提升30%，病死率显著下降。 

• 2009年 推出二线治疗方案，适用于耐药、毒副作用或依从性差导致抗病毒治疗失败者。 

• 2010年 优化出效优、价廉、毒副作用小的“转换方案”，即司他夫定+拉米夫定+奈韦拉平治疗6个月后更换为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奈韦拉平长期持续。该方案使严重骨髓抑制的毒副作用降低5倍，年人均费用较进口方案降低 69%，显著提高依从性和耐药性。 

• 2016年 调整AIDS免费抗病毒治疗标准，建议对所有HIV/AIDS患者均实施抗病毒治疗，意味着不再设置CD4细胞数门槛，实行“发现即治疗”策略。 

希望与挑战并存

随着抗病毒治疗取得的巨大进步，AIDS已由不治之症成为一种可防可控、能长期存活的慢性病，但需患者终身服药，药物安全性和依从性极其重要。李太生教授指出，目前我国艾滋病治疗的难点是：男男同性恋人群感染率快速增加，疾病进展快且发现时间晚；非AIDS相关死亡增加；原发耐药比例明显增加；药物种类少，长期治疗带来副作用等问题。今后，针对慢性免疫激活和慢性炎症的探讨，包括长期成功抗病毒治疗后非AIDS死亡原因和机制、免疫重建障碍、清除病毒存储库等，将成为研究热点。

（本报记者梅文秀整理，李太生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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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中国医学论坛报》7月12日出版的《中国医学进步40年》100版特刊。获取《中国医学进步40年》100版特刊珍藏版，点击以下链接识别小程序码进入中国医学论坛报微信公众号订阅特刊纸质版，20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