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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国际疫情为何愈演愈烈?各国病死率统计为何相差比较大?王宇明教授为您抽丝剥茧深入分析……

2020-03-16作者:论坛报消化·肝病资讯
基层解惑

3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实时统计数字显示,全球肺炎病例累计已超过16万例。截至目前,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病例已超过中国累计病例。为何国内疫情得以全面控制,反而世界各国形成快速蔓延趋势,一发不可收拾?有何良策?本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栏目继续邀请王宇明教授为大家做深入剖析,敬请关注!

作者: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西南大学附属公卫医院  王宇明

为什么COVID-19在国内全面成功封堵的情况下,反而世界各国形成快速蔓延趋势,一发不可收拾?有何良策?

王宇明教授:我国COVID-19疫情起源于武汉(目前国际上也有起源于美国的说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蔓延到全国,一下子成了此次疫情引发的世界风暴的中心。当时世界各国的态度各不相同,同仇敌忾者有之,同情支持者有之,漠不关心者有之,静观其变者有之,闭关自守者有之,幸灾乐祸者也有之(幸好是极其个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自从武汉封城算起,我们用了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迅速扭转了局面,并有效地阻断和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态势。然而,在我们就要取得这场疫情狙击战的全面控制之际,病毒却在全球范围内遍地开花,疫情形势突然严峻起来,意大利、伊朗、韩国等各国的新增病例火箭一样上窜,此次疫情风暴的中心一夜之间从中国转移到了国外,形成全球大流行,可谓风声鹤唳,哀鸿遍野。时来运转,中国反而变成了这些COVID-19流行国家的“避风港”,我国作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礼仪之邦,伸出友谊之手,派出大批医疗队支援兄弟国家。“从前一省支援一市,现在一省支援一国。”从早期的3000余医务人员感染,进步到武汉湖北4.2万医疗队员保持零感染,可见中国的经验和进步有多么大的变化。应该看到,同时这些也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使得我们控制的COVID-19的预计时间,一下子延后了两个月以上。这一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比较复杂多样,我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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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古以来,远距离的灾难总是让人产生安全感,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有其科学理由的。严寒、酷暑、洪水、飓风、海啸、暴雨、暴雪、地震、森林火灾等,以及现代战争和恐怖袭击,这些都是有强烈的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性。甚至像自然疫源性疾病包括埃博拉病也有其固有的地缘性特点。然而,现代交通工具特别是航空速度太快,致使疾病传播极快,让人始料不及。这一点,从20余年前包括2003年的SARS起,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可惜很多人仍然认识不足。这表现在COVID-19早期阶段,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其他国家采取的限制入境甚至关闭边境(如朝鲜)表示不满,现在看起来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些国家完全经受不起疫情暴发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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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SARS,COVID-19传播速度更快,流行规模更大,到目前为止后者的全球感染人数已经是前者的15倍以上。况且SARS-CoV-2更聪明,病情略微温和(实际上是个“冷面杀手”,够厉害的),可以在潜伏期传播或形成短时间病毒携带状态传播,在人类形成一个传播链,依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及轮船等)将其带到全球各地遍地开花。截至3月9日,全球航空界至少8人确诊COVID-19,其中包括大韩航空、新加坡航空等3家航空公司的4名空乘、1家英国航空公司的2名地勤、1家洛杉矶机场的2名检疫人员。比如韩国确诊的COVID-19空乘人员曾于2月19日执飞首尔飞洛杉矶的KE017航班,并于2月20日晚间,又执飞KE012航班从洛杉矶返回首尔,虽然相距10000多公里,但只需十余小时就可将病毒在两地间传播。新近报道了郑州的COVID-19 “毒王”郭XX,为了看球赛,7天内坐了6趟飞机、2趟高铁和4趟地铁,跑了欧亚9个城市包括意大利米兰、法国巴黎、阿联酋阿布扎比,两次经过北京,走遍大半个郑州......被形容为“一天一个城市,蝙蝠都没有他能传播”。看来我国的公安系统还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行踪,全部记录在案。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先是历经海上隔离后,虽然检测阴性的乘客已陆续离开,但病毒似乎不甘留在船上,而是被部分乘客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加速了全球流行。日本厚生劳动省5日公布,“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感染者由之前报道的705人修改为696人,包括552名乘客和144名船员,其中有410人都没有出现症状,但1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在观察期结束前因急病下船的乘客中,有15人确诊COVID-19;至此,除去下船回家后发现感染的7人,邮轮上共计712人确认感染。其姐妹船“至尊公主号”又出现染毒后,已有21人确诊COVID-19,包括2名乘客和19名船员,其中加州首例死亡病例便是其中一名乘客,从而拉响了加州疫情警报。总的来讲,由于现代化交通的便利,全球旅游、贸易等自由化的趋势,任何一种现代化交通工具都会加大传染性疾病的全球流行。

其次,从各国政府政要和学术专家到民众存在认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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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将无能,累死三军”,只是形容一支军队。对于一个国家,遇到特殊情况包括COVID-19的流行时,我看可以改成“主帅无能,祸国殃民”。我们先看看各国的政要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2020年2月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从病死率上来看,COVID-19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他呼吁公众不必慌张,称“恐惧比病毒更具杀伤力,如果病毒已经扩散,追踪密切接触者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果我们继续让所有可疑病例住院隔离,医院肯定无力支撑……..”。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称COVID-19为新冠流感(corona flu),全然不顾WHO强调两者不同的说法,截至3月3日,全球11个出现COVID-19死亡病例的国家中,美国以7.2%的病死率居第二,但特朗普却忙着抠WHO的字眼,认为“若算上轻症和很快康复的患者,实际的病死率数字要小得多”。截止3月11日19时13分,美国累计COVID-19确诊病例已达1281例,2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感染了COVID-19的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与之会见时贴面亲吻,特朗普吓得自嘲“两周没敢碰自己的脸”,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满不在乎。祸不单行,新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SARS-COV-2病毒检测呈阳性(也有说是阴性,有待进一步证实),并于3月7日与特朗普会晤。不难想象,特朗普最近有多么紧张。你从他紧急终止外事活动和聚会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毕竟再过两个多月,他就到了74岁高龄。其实,早在SARS期间也有人不停地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而且还出了一部专著,说得神乎其神。当然,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去读它。不过,过去SARS病毒的实验室泄露就有过三次。因此,对于此类病原体的存放和管理,任何国家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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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疫情的早期阶段,美国病死率将近3%,这提示可能很多病人没有被发现,当局并没有认真排查密切接触者,导致漏诊,特别是轻症患者。

连欧洲最先进和最严谨的德国人的总理默克尔也悲观地认为:“多达70%的人口可能感染COVID-19。”她也有苦衷:德国总共接收了210多万难民,看来这个负担已经不轻了。

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数字,这是这次一些各国政要的一个致命问题。例如,用COVID-19早期阶段的所谓病死率偏低的数字(从零到百分之零点几到百分之一点几),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识,让其威胁下降到流感水平。然而,实际上最初COVID-19通常是从普通健康人群开始的。随着流行的增加,受累人群逐渐向医院和家庭中的老弱病残和儿童发展,而随着新增病人减少和存量危重病人相对增高,病死率会不断上升。因此,对于COVID-19的病死率和危害万万不可低估。与之相反,在同样的疫情早期阶段,如果当局未常规排查轻症病人或密切接触者,也可致使病死率增高(不过这种情况除了美国不太多见)。WHO总干事谭德塞说得好:“这些是人,不是数字!”

欧洲最让人惊奇的防控措施,是新近传来欧洲大国英国要搞“群体免疫”。首相鲍里斯此前就提出“另类方式”,就是顺应自然,不用人为阻击。西方国家有不少人提出,应该顺应自然,像黄石公园的森林大火只要不存在对于人类生命财产的威胁,就可以听之任之,听其自然,认为最终是有好处的,是适者生存。然而,很明显鲍里斯是在玩火,拿人的生命开玩笑。在现代发达的国家人命关天,他不能够这样做。有人认为这是豪赌,我认为谈不上豪赌,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SARS-CoV-2感染后显性发病率高,而且很可能高加索人的病死率也不会低。这样会完全压垮英国医疗系统,相信会比湖北还要厉害。虽然现在的COVID-19国际平均病死率是3.85%,但是中国已经接近4%,意大利已经超过了7%了。随着时间的延长,存留的重危病人死亡风险很大,而且到后面老弱病残以及儿童病人会大幅攀升,民众的恐惧和压力也会增大。用不了几天,英国就可能变成今天的意大利。希望鲍里斯亡羊补牢,及时纠正错误观点。我的很多朋友对此非常不解和担心,觉得英国将变成国际大家庭的“害群之马”,让中国人的一切努力和心血付诸东流。其实,当代西方国家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本身具有较好的自我调整能力,不会听之任之,让一个领导一意孤行,蛮干下去。例如,新加坡也没有因为李显龙的意见就乱了套。

为此,3月11日WHO直接谴责了部分国家防疫“不作为”,矛头显然就是上述领导人。骂得好啊!

既然国际上民众普遍尊重权威专家的意见,我们再看看各国的权威专家们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专家水平是有差异的。西方国家倡导言论自由,让专家可以随心所欲讲真心话。我们知道,日本人说话一向最为隐晦和婉转,但是感染病学专家岩田健太郎教授发现钻石公主号的问题以后,就快速行动,网上直播,提出警告,阻止了进一步的蔓延。

意大利米兰萨科医院(Sacco Hospital)临床生物学、病毒学和应急生物诊断学实验室主任玛莉亚·瑞塔·吉斯蒙多曾在2月中下旬多次在媒体上宣称疫情并不可怕,只是一个“大号流感”。然而,到了伦巴第等意大利北部地区的COVID-19确诊病例开始猛增时,意大利官方不得不对这些区域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吉斯蒙多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仍然不认为意大利的疫情有多么可怕,反倒认为这种官方的应急是疯狂的。她认为社会无需恐慌,否则反而会给疫情添乱。这看起来像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认为恐慌的应对会给社会造成很多困扰,但是她显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且她也不是专业医生。

“戴口罩总比带呼吸机好,躺家里总比躺ICU强”,这是重庆的近邻四川遂宁的宣传口号。此前,我编写了简单实用的COVID-19防治十二法,其中“蜗居最简单,有效又平安”和“口鼻眼三关,病原无法钻”两个方法与之不谋而合。这次对于COVID-19的失败和成功的经验,西方国家从政府到专家均有一些不以为然者。有几个专家说:“对于呼吸道飞沫传播,口罩就无法做到完全防护,气溶胶传播也是一样”。同时强调:“洗手才是最重要的防护措施”。他们也不赞成取消聚会,蜗居在家,结果陆续发生了包括名人在内的大规模蔓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没有现场观众的意甲联赛,相信当前其他国家的联赛即使不要钱,也没有人会去。

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的认识偏差直接影响他们的行动。虽然有80%的德黑兰民众对COVID-19有所了解,但68%的人认为他们不会感染这种疾病,40%的人则认为待在家里对预防疾病没有作用。数据显示,30%的人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本来,戴口罩是预防COVID-19传染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也是疫情期间国内要求大家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主要原因。而西方国家倡导所谓的个人自由,认为戴口罩是对自己的束缚,同时也会影响自己的个人形象。如果在公共场合其他人都不戴口罩,而某个人带着口罩,这会被认为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同时,这次欧美国家对COVID-19疏于防范,比如在美国,他们将SARS-CoV-2当作类似流感病毒来处理,对其传染性认识不足,不够重视,所以也很少人戴口罩加以预防。

在国际上,宗教信仰也有巨大影响。韩国新天地教会有不少人被称为“疯狂的教徒”,如视身体的疾病为一种罪,会忍受病痛去参加宗教聚会,即使感染发病后也希望前往教会礼拜治愈疾病,甚至还宣扬感染COVID-19才是爱国表现的思想,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8日,韩国新天地教会严重聚集性感染造成的病例占韩国全境感染病例数的79.4%。

各国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也有一定影响。例如像穆斯林国家,进入清真寺要脱鞋赤足行走,祈祷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大家庭四世同堂一起生活的情况非常普遍,聚会就餐直接用手进食;平时人与人之间距离较近,亲昵动作较多(限于相同性别)。欧美国家的民众因为环境特别干净,所以他们反而不太注意卫生,包括吃东西时直接舔手指,更容易发生感染。人与人之间距离在北欧和南欧是有差异的,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这种南欧国家,比较热情奔放,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常比较近,与英国和德国等北欧国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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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风俗习惯

不过,大家还是不需要过于担心。因为国外的民众也会“吃一堑长一智”,现在蜗居和戴口罩已经很普遍了。

第三,平时准备不足,到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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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病毒疫情,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这是比尔盖茨2016年针对埃博拉病疫情的TED演讲, 被公认为“神的预言”,现在更是切中了当前国际大家庭的要害。面对COVID-19,很多国家准备不足,各国医疗物资都出现了紧缺情况。据报道,在当前发病率不断增长时,美国没有足够的SARS-CoV-2检测试剂以应对需求。此外,美国口罩库存为3000万只,医护人员预计需要3亿只口罩,缺口2.7亿只,他们仍在等待美国盟国的支持,但盟国都忙着自己国内的防控,无法支持太多口罩,就像中国口罩产量占世界的50%,可是缺口仍然很大。这就出现口罩价格暴涨的现象,如普通的3M口罩只需几美元,但现在这些口罩被加价到40~1000美元(约合280.9~7021.4元人民币)不等,价格昂贵无法购买就只能不戴口罩,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在韩国,各地邮局启动口罩定点销售三天后,市民们仍在因口罩供应短缺和排队购买的方式而苦不堪言。部分地区有人凌晨3点50分就来到邮局门口排队,等待7个多小时才能买到5个口罩。在欧美国家,由于准备不足,医疗物资的短缺,出现了国与国之间扣留医疗物资的笑话,例如德国近期两次扣留瑞士的医疗物资,第一次扣的是24万只口罩,第二次扣留的是瑞士从中国购买的一批外科手套。由此可见,医疗物资的短缺将对防控带来巨大挑战。

最后,是各个国家体制均存在局限性

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很多国家很难像中国一样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西方等其他国家是该聚就聚,该集会集会,甚至政府也供不应求,要求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在意大利疫情暴发期间,许多城市想学中国的措施采取封城。然而,意大利人民并不同意,他们游行要求“归还我的自由”,并抗拒戴口罩(不过,最后还是被迫同意了)。法国卫生部宣布取消5000人以上的集会,但没要求未经诊断的人戴口罩,买口罩还需要医生开处方。然而,须知西方国家看病很不方便,必须提前半个月预约,挂号费通常在$200以上,国人对此肯定是完全不理解的。

对照之下,中国派遣了大批医务人员不顾一切地奔赴重灾区湖北;且不管有没有病,民众都选择在春节假期里自我隔离。此外,大多数中国人外出时都自觉戴口罩,甚至出现确诊患者必须居家隔离时自觉接受封户封门的情况。新近,各省还派出大批医疗队支援兄弟国家,这是国际主义精神重要体现,值得称道。

比尔盖茨的还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人生是一场大火,我们每一个人唯一可做的就是从这场大火中多抢救一些东西出来。”这句话也是当前国际形势的最好写照,而且是一场新世纪的“世界大火”。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生来平等,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大家只能唇齿相依,同舟共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性格随和,平易近人,他有关让菲律宾成为中国一个省的演讲虽然像是开玩笑,但是让人感到很温馨,起码说明和睦相处时无话不谈。而且,近年来中国太需要朋友了。如果只是一个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像有的国家领导人提出的“X国优先论”),那其他的国家怎么办呢?总不能人人变成利己主义者,争先恐后,鱼死网破吧?新近特朗普表态:“希望这次的疫情可以让全世界能够团结起来”,我们应该为之叫好。不过,剩下来的就是看实际行动了。

为什么COVID-19全球各国病死率统计相差比较大?

王宇明教授:当前,全球疫情呈现多国病例数持续增加、一些国家从输入型病例转向本地传播、邮轮等聚集性场所病例高发等特点。COVID-19已是全球“大流行(pandemic)”,已经席卷了至少143个国家和地区,导致超过16.6万人感染和6000余人死亡,全球总体病死率约为3.85%,很快升至位于世界卫生组织此前预测的0.7%~4%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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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16日09时40分,中国以外COVID-19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0638例,达到85382例,累计死亡3279例,病死率为3.84%(高于15日3.51%)。而我国现存确诊为9996例(较14日减少826例),境外输入为123例(较15日增加12例),累积确诊81077例,累积死亡3218例,病死率为3.96%。我国有逐步由本地传播转向输入性病例的趋势,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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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增确诊趋势图

在确诊病例超过500例的国家中,意大利的病死率最高,达到7.31%;其次是伊朗和中国,数据分别为5.19%和3.96%,均略高于全球平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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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除湖北省以外的其他地区,总体病死率继续控制在1%以下,目前为0.88%(这显然与各省快速行动,将其扼杀在初期阶段即摇篮之中有关);而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华盛顿州,这项指标高达13.73%,远高于中国“疫情中心”武汉市在1月26日出现的病死率峰值(9.03%)。

更为严峻的是,意大利当天新增368例死亡病例,比中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的最高纪录(150例)还多218例。要知道,意大利的人口总数仅为中国的约4%。在人口规模上,意大利和湖北省相当,均为6000万左右。拿意大利全国和湖北一省比较,前者眼下7.31%的病死率,远高于后者1月24日(5.35%)、25日(4.94%)最严重的两天。

由此看全球各国病死的统计相差这么大,其实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病死率的差异与病期及病人组成有关。

情况最严峻的美国华盛顿州已有136例COVID-19确诊病例,19例死亡病例,病死率高达13.97%。值得注意的是,该州的大多数死亡病例,都来自金县(King County)的一家养老院。据报道,意大利COVID-19死亡患者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其中80岁到89岁占比最高,还有14.1%的死亡患者超过90岁。同时,在美国的疫情早期阶段,由于当局未常规排查轻症病人或密切接触者,也致使病死率增高。

为什么伊朗的治愈率比意大利还要高?很多人都认为前者有数据作假嫌疑,我倒认为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一般落后国家的统计数据受到医疗条件和信息交流影响比较大,加上伊朗受到国际制裁多年(朝鲜也是一样),确诊病例与病死率统计比较困难。例如,居家隔离死亡的病例就不一定都能够全部纳入统计。当然,其病死率的差异也与病期及病人组成有关,呈现动态变化。我估计该国的病死率会向上攀升(文章写好3天还未发出,伊朗的病死率已经如我所料大幅攀升了)。

疫情较早暴发的另几个亚洲国家中,韩国和日本的病死率相对较低,分别为0.92%和2.93%;伊朗的情况不容乐观,已有724例死亡病例,病死率达5.19%。韩国的确诊病例为8162例,仅次于中国、意大利和伊朗;死亡病例75例,少于中国、意大利和伊朗。韩国是海外COVID-19确诊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与韩国政府大力推进核酸检测、参加检测的人数多密切相关,即便是有感冒症状的人也会被纳入检测对象范围,且自2月20日暴发开始,很多患者症状刚刚出现就进入医院及时治疗,这是韩国病死率很低的主要原因。此外,该国COVID-19的确诊病例中79.4%属于集体感染,与“新天地”教会相关的感染病例占到整体确诊人数的62.8%。而日本方厚生省2月3日就宣布,在全国335个医疗区内至少设置一个应对COVID-19的专用门诊室,不少医院为此搭建了活动板房。医生诊疗后如认为确有必要,会联系保健所对符合标准的患者进行PCR检测(核酸检测)。目前各都道府县研究所、部分大学及民间机构具备检测能力。PCR检测适用于医保后,医生也可以不经过保健所,直接联系民间机构检测。 

其次,病死率与医疗技术条件等密切相关。医疗条件包括检测技术的应用、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和合理应用药物等软件硬件共同组成。特别在这些国家疫情暴发初期,检测量非常低,不能及时排查出隐藏的轻症感染者,而能确诊的大多都已经是中危或重症患者。因此,早期确诊病例少,而每死亡一例就会冲高该国的整体病死率。

我发现很多国人都认为,西方国家的医疗条件普遍很高,服务优异。其实不一定,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美国投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医疗费用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医疗条件也非常之好,但是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始终是困扰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各届总统都在进行医疗改革,但是至今成效甚微,老百姓十分失望。比如做一次COVID-19检测需要3700美元,即便是买了很好的保险,也需要花1400美元。正因为如此,新近持有绿卡的美国华人患上COVID-19后举家回国治疗。在这种情况下,让美国政府不敢大包大揽承担所有的COVID-19检测治疗费用。为此,在上周美国放宽了排查标准,加大核酸检测力度,使其确诊病例的基数有所扩大。

第三,数据真实性也各不相同。WHO关于各国的统计数据都是根据各国卫生部门统计上报的,其透明度并不高,一般是边远和落后国家的统计数据受到医疗条件和信息交流影响比较大。然而,西方国家受到医疗条件限制而难以报告准确的确诊病例。我国是WHO最早介入,其统计方法和统计数字都是十分公开、透明的,是全世界公认的。我国在应对疫情的态度、措施上比很多国家要靠谱得多,因此被国际公认为比很多国家更加安全。相比之下,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由于国家策略错误,英国风险可能最大)等西方国家存在的潜在大暴发风险,反而最令国际社会担忧。

第四,疫情结束之前病死率会不断变化。理由如前所述,只有当疫情结束后一段时间,病死率的统计才是真实可靠的。而且,所有病人的最后转归包括生活质量都需要关注。

再回顾一个悬而未决的病死率历史问题。记得当时SARS期间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中国大陆和香港死亡人数均为300多人(分别是345人和300人),而确诊病例前者是5327人,后者是1755人,病死率分别是6.48%和17.1%。此外,加拿大多伦多的病死率也很高(44/375,12%)。美国病毒学家罗伯特·韦伯斯特解释说,“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传入香港和多伦多的病毒很可能属于不同种类。”然而,有证据表明,香港和多伦多的零号病人均来自中国大陆。而且,迄今为止并未发现SARS病毒变异的证据,也一直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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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顺便说一下,1995年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发现,白人(现在称高加索人)对流感等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敏感性很高,而且病情往往较为严重。经常是科室高加索人同事所有人都“中了招”,而我这个东方人还是好好的。因此,我很担心,部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二次世界大战绥靖政策的恶果见图),如同SARS期间的加拿大一样,而当前的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已经非常危险了,希望他们和英国都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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