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型肝炎病毒（HBV）核心抗原（HBCAg）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针对其产生的HBV核心抗体（Anti-HBc）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是HBV感染的经典标志。Anti-HBc定性检测在临床上已应用多年，IgG型Anti-HBc用于识别既往HBV感染，IgM型Anti-HBc用于区分急性HBV感染和慢性乙型肝炎（CHB）急性加重。

已经发现乙型肝炎核心抗体定量（qAnti-HBc）与肝脏炎症活动、药物治疗的应答、停药后复发、免疫抑制治疗后HBV再激活等相关，有望成为启动抗病毒治疗、预测疗效、判断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具有临床应用潜力。

欧洲肝脏研究协会将CHB的自然病程分为5个时期:免疫耐受期（IT）、免疫清除期（IC）、低复制期（LR）、HBeAg阴性CHB期（ENH）、表面抗原阴性期。CHB不同阶段的临床特点是病毒复制和机体免疫状态动态变化的结果。

研究发现HBV感染的自然史中Anti-HBc的水平变化具有规律。目前临床主要依据ALT、HBV-DNA和HBsAg水平区分不同自然史时期其判断准确性欠佳，而正确判断免疫激活状态（IC期和ENH期）和非激活状态（IT期和LR期）对于治疗决策十分重要，因此qAnti-HBc是一个合适的补充指标检测方法。

判断肝脏炎症的“金标准”是肝脏病理检查，但是肝穿刺的有创性和可能的不良反应限制了其应用。目前临床上主要参考ALT来推测肝脏炎症程度，但其可受多种因素影响，常不能很好地反映肝脏炎症。研究发现血清Anti-HBc水平与肝组织炎症程度相关。

当ALT≤ULN时，Anti-HBc水平对于是否进一步行肝穿刺和启动抗病毒治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监测Anti-HBc变化可能有助于了解肝脏炎症变化情况。

血清Anti-HBc水平与肝脏纤维化分期之间呈正相关，S＞2（Scheuer评分系统纤维化分期）的中重度纤维化较S＜2的CHB患者有更高的Anti HBc水平。

无论ALT是否正常,HBV DNA＞2000 IU/mL肝脏有中重度炎症或明显纤维化的CHB患者均需启动抗病毒治疗。因此对于ALT正常或轻度升高的患者，正确判断其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程度对于是否启动抗病毒治疗尤为重要。

qAnti-HBc在判断肝脏组织病理状态方面有巨大潜力，尤其在ALT正常或轻度升高的CHB患者中的预测作用需进一步研究，可能对临床启动抗病毒治疗决策有指导作用。

HBeAg的血清学转换是HBeAg阳性CHB患者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可降低肝纤维化和肝细胞肝癌发生风险。随着核心抗体定量检测技术的发展，发现抗病毒治疗[IFN或NA（s）]前高基线Anti-HBc水平是血清学转换的独立预测因子，且不受NA（s）药物种类的限制与HBV基因型无关。

基线Anti-HBc水平可以预测使用IFN治疗HBeAg阳性CHB患者的效果。基线Anti-HBc水平对NA(s)治疗 HBeAg阳性CHB患者的疗效具有预测价值。基线qAnti-HBc对预测CHB患者（包括HIV-HBV共感染）抗病毒治疗过程中HBeAg血清转换具有较大价值，高基线Anti-HBc水平可能是机体免疫状态较强的反映，此时辅以抗病毒治疗可抑制病毒复制。但是Anti-HBc水平对抗病毒治疗后HBsAg清除、CHB结局事件（肝硬化、肝癌等）发生是否具有预测价值的相关研究尚欠缺。

尽管NA(s)停药后经常发生HBV DNA升高但仍有大量的患者能够获得持续缓解，甚至发生HBsAg清除。除qAnti-HBc外，目前的研究发现NA（s）停药后复发可能还与患者年龄、表面抗原定量、HBV DNA定量、巩固治疗时间、NA（s）治疗方案有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为NA（s）治疗后复发建立合适的预测模型。停药时高水平Anti-HBc的CHB患者“临床治愈”后复发风险小。表面抗原清除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治疗终点，但表面抗原清除的CHB患者在长期随访中有10%～20%的复发率。

隐匿性HBV感染（OBI）表现为血清HBAg阴性，Anti-HBc阳性Anti-HBs阳性或阴性，HBV DNA在血清和(或)肝组织中可以检测到。OBI患者在接受化疗或免疫抑制治疗时有病毒再激活的风险，从自限性无症状肝炎到肝衰竭均可能发生。目前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推荐HBSAg阴性、Anti-HBc阳性者，使用B细胞单克隆抗体或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时，建议预防性抗病毒治疗，但这将带来经济和心理负担而降低患者依从性。目前尚无明确预测免疫治疗或化疗后OBI是否以及何时再激活的确切指标，近些年有临床研究发现 qAnti-HBc可以用来识别OBI化疗后或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HBV再激活的风险。

作者：韩佳佳 张继明

节选自《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定量检测的临床意义》

本文首发于《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