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董怡教授（2018年4月摄于北京协和医院老楼）

1932年出生、86岁高龄的董怡教授虽然早已退休，仍坚持每周出诊2次。董怡教授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协和医院老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也是她与有“中国风湿病学之父”之称的张乃峥教授曾经共事多年的地方。“活到老、学到老”可谓是董怡教授一生的写照。听力依然敏锐的董怡教授现在仍经常参加学术会议，学习了解最新的医学前沿。董怡教授还表示，如果时光能倒流，希望回到还在上班、带学生、做科研的时候；那个时候一门心思投入“医教研”，不断学习成长，觉得非常幸福。

创立全国首批风湿免疫科：天时、地利、人和

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在我国是一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董怡与张乃峥教授都曾是北京协和医院传染病组的临床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董怡发现，部分疾病例如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疾病，不知道该归入哪一科，因其不属于当时已有的内科范畴，也不属于骨科；这类患者因无法得到有效的诊治，致残率非常高。

而真正让董怡对风湿免疫病产生浓厚兴趣的契机，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的开放。上世纪协和医院的图书馆就已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文献资源。但在一段特殊时期，去图书查资料会面临被举报的风险。改革开放后，图书馆终于开放了，大家都涌向图书馆，强烈地渴望了解最前沿的医学知识。

中学就开始学英文的董怡，拥有非常好的外语功底。董怡在协和医院图书馆的一本英文期刊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的报道。在当时，混合性结缔组织病是新建立的病种。由此董怡认识到自身免疫病在风湿病中占了很大比重，并对风湿免疫病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董怡与张乃峥教授谈起风湿免疫病时，两人不谋而合，一起开始筹备组建风湿免疫科。终于在1980年，北京协和医院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在张乃峥教授的倡导下，成为全国率先成立风湿免疫专科的医院之一。以往只能前往大内科就诊的风湿免疫病患者，有了为他们设立的专科。董怡教授感叹道，“协和医院风湿免疫专科的成立，可谓占了天时（改革开放）、地利（北京协和医院患者、医疗、图书文献资源丰富）以及人和（张乃峥教授牵头）。”

同年，董怡前往英国进修风湿免疫病学。英语口语流利的董怡在英国进修期间可谓交流无障碍，借此机会，1982年第一届中国英国风湿病学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风湿病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拉开了我国风湿病学蓬勃发展的序幕。

筹备1982年中国英国风湿病学学术研讨会期间，董怡教授（左一）、张乃峥教授（左二）与英国会议联络员合影

开拓创新：国内率先建立抗核抗体谱、发掘干燥综合征新病种

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刚成立的前10年可谓异常艰辛。创立之初，科里只有张乃峥教授、董怡教授和一名技术员共3人。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风湿免疫病学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30~40年的差距，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实验室检查方面。为提高我国风湿免病早期诊断率，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抗核抗体谱迫在眉睫。但那时实验室检查所需的抗原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一瓶售价250元人民币），且不耐用，患者根本承担不起。于是董怡与张乃峥教授便开始招收研究生，组建人才梯队，在一个约20平米的房间（办公室加实验室），带领学生，从无到有，开始自己做抗原提取。但这个过程非常耗时，失败率非常高。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抗核抗体谱，填补了我国自身免疫性疾病实验室检测的空白，促进了多种风湿免疫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大大改善了患者预后，并于1988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以系统性红斑狼疮为例，随着抗核抗体谱检测的开展及诊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后其死亡率明显下降。

另外，在张乃峥教授带领下，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率先发掘了当时在国外被定义为罕见病、国内原本认为没有的干燥综合征。那时董怡便意识到，既然国外有干燥综合征，即使存在基因、种族甚至疾病表现的差异，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太可能没有干燥综合征。于是张乃峥教授便牵头开展干燥综合征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董怡则侧重通过细致的临床观察，提出了我国干燥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与诊断标准。

结果发现，我国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病人数超过类风湿性关节炎，在风湿性疾病中占首位，患病人数达数百万。这一发现纠正了国内外风湿病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是一少见疾病”的错误认识，大大提高了该病的诊治水平（于199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2000年首次承办APLAR年会，参会人员3000余人

1992~2000年董怡担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为提高我国风湿免疫病学国际地位，董怡一直在争取国际会议的举办资格：“亚太风湿病学学会联盟(APLAR)年会的举办权是通过亚太地区成员国投票决定的，由于竞争激烈，我们连续3次争取举办APLAR年会都没有成功。例如在1994年我们与已经举办过一次APLAR年会的澳大利亚竞争举办资格，而当时澳大利亚的风湿免疫病学比我国先进起码30年，我们最终没有竞争成功。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例如，向APLAR组委介绍我国风湿免疫病学刚成立不久，需要国际上的支持；并且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举办APLAR年会有利于提高会议的国际影响力；另外，随着我国从相对封闭的状态向改革开放转变，外国友人对中国比较好奇。此外，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积极参加国际会议，提高我国风湿免疫病学会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几经失败后，终于在1997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成功申请到了2000年第9届APLAR年会的举办资格。

1997年澳大利亚第8届APLAR大会上，我国风湿免疫病学分会争取到第九届APLAR大会主办权，张乃峥教授（左三）与董怡教授作为代表（左四）接受APLAR主办权的会旗

2000年的APLAR年会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参会人数达3000多人。董怡自豪地回忆道，“因为进入人民大会堂需要安检可能会带来不便，当时医学会专门租了十几辆大巴，为防止堵车还专门请警车开道，将3000多的参会人员浩浩荡荡地开车送到人民大会堂”。2000年ALPAR年会的顺利召开，不仅提高了医学同仁以及大众对风湿免疫病的认识，还大大提高了我国风湿免疫病学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张乃峥教授以及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无疑是对董怡影响最深的两人，“特别希望这一代的年轻医生能学习老一辈医生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精神，做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

谈到我国未来风湿免疫病学的发展，董怡教授不禁眼神凝重，她指出：“借改革开放的契机，我国风湿免疫病学往前迈了一大步，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需要根据系统全面的数据分析，建立基于中国人群的中国特色风湿免疫疾病谱。二是需要加大中国特色新药研发。我国风湿免疫领域自主研发的新药屈指可数。例如，可以加强对雷公藤的深入研究。三是需要加强风湿免疫病的三级预防。除了医生以外，希望护士以及康复师也能参与到风湿免疫病的健康宣教中，助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   夏双双

版权归中国医学论坛报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刊载于《中国医学论坛报》7月12日出版的《中国医学进步40年》100版特刊。获取特刊珍藏版请点击以下链接识别小程序码进入中国医学论坛报微信公众号订阅特刊纸质版，20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