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连续7年担任政协委员的医药卫生界代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教授此次又带来了哪些提案呢？5月21日晚，本报记者拨通了霍勇教授的电话。

霍勇教授

推进“三高共管”，将血脂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霍勇教授介绍，心血管疾病（CVD）是影响中国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突出问题，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是我国CVD总死亡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作为CVD的三大重要危险因素，早在10年前， 高血压、糖尿病就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但高脂血症在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等相关政策上，并未得到与高血压、糖尿病同等程度的重视。

近年来，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等机构的支持下做了一些调研，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国家开始重视高脂血症的预防和管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首次提出推进“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共管，开展包括血脂异常等在内的高危人群的患病风险评估和干预指导，做好“三高”的规范化管理。通过“三高共管”，可大大提升心血管疾病防控效率，实现提高预期寿命、降低慢病早死率的目标。

霍勇教授强调，“三高共管”不是一句空话，要将“三高”都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因此，提出这个提案，希望在医保药品目录里，能够基本覆盖主要的三大种类降脂药，不仅包括抑制胆固醇合成（他汀类）、抑制胆固醇吸收（依折麦布等）的药物，在衡量国家医保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可以考虑适时将一些促进胆固醇代谢的PCSK9抑制剂等新机制降脂药纳入医保范围。霍勇教授指出，对于部分疾病状况较为复杂，反复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患者，以及家族性高脂血症患者，在现有药物基础上联合新药治疗，可能为患者带来更大益处。此外，作为慢病长期管理的一部分，希望逐步促进降脂药物门诊报销，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建立慢病管理健康服务体系，促进分级诊疗和基层医生能力提升

霍勇教授介绍，在慢病防治方面，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加强患者出院后的随访管理，帮助患者有效管理高危因素，可巩固疗效，改善患者结局，减轻疾病负担。长期以来，我国住院患者出院后即脱离了医院，基本上没有持续有效的慢病随访管理。一些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由于自身疾病知识有限，危险因素控制不到位，导致再住院，疾病加重甚至死亡。实践证明，在心脑血管患者出院后进行随访管理，可有效帮助患者管理高危因素，防止病程进展或事件再发，促进康复。目前国内有一些医院依靠自身资源，由院内专家倡导推动及社会力量支持，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实施随访管理，给患者带来了明显获益。

然而，“如果人力和服务项目补偿和激励机制缺位，将导致这项重要的服务可持续性差甚至长期缺失，影响患者结局的持续有效改善，并增加更多疾病负担”。

因此，霍勇教授建议：

1）建立从患者住院治疗到出院后管理的连贯性慢病健康管理体系，并将其纳入医院的医疗服务项目中进行支付，合理补偿，激励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将患者随访管理常态化，更好地实现“预防为先、防治结合”。

2）鼓励医联体和医共体内共同开展患者管理，明确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间在患者管理方面的职能属性，分层合作，协同管理，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

3）鼓励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做好患者随访管理。建议提升远程医疗与医院慢病随访管理有机结合，利用中国目前相对成熟的区块链技术，打造互联网医疗慢病服务和医保支付等网络服务。

霍勇教授认为，慢病健康管理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是“撬动”分级诊疗体系的一个重要“抓手”，另一方面，通过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的互动、联动，有助于基层医生诊疗水平的提高。

此外，对于医保支付，霍勇教授还提到，医保支付规定应更加细化，应从医保支付层面重视疾病预防和早期干预，通过医保支付比例起到导向作用。

改进中国心脏急救现状，提升公众急救能力

霍勇教授谈到，《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等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心血管病患者数已高达2.9亿，心血管病死亡在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占比居首位。我国每年心脏性猝死人数54.4万，但心脏急救救治成功率不足1%，而发达国家为5%～15%，尤其部分先进城市可以达到20%～30%。事实上，50%以上的患者可以抢救并在进行心脏康复后可以恢复劳动力和生活质量。

造成我国心脏急救救治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

1）目前我国急救系统整体效率不高，抢救较为依赖医务人员，但是在心脏急救最关键的早期救治阶段往往出车的不是医生，而是消防、警察、治安等公共事务人员，而这些人员往往并不完全具备心脏急救技能和资质。

2）国内已逐步开始配备AED，但公共场合AED（PAD）配置计划尚未落实，尤其缺乏城市和全国层面的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而且由于专项经费落实不清，后期维修计划不明导致目前大部分地区没有配备或欠缺有效使用。

3）全民心脏急救意识仍不足，“第一目击者”施行高质量的CPR的能力较差，CPR-D培训开展缺少相应支持。

霍勇教授指出，过去几年国家一直在推进卒中中心、胸痛中心等院内救治体系建设，提升医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救治能力，然而，患者从院外到院内转运这个过程，心脏急救往往不足甚至是缺失的，以心肌梗死为例，发生心肌梗死的患者2/3在到达医院前已经死亡。因此，霍勇教授建议：

1）提升院前急救系统效率；

2）出台城市公众电除颤（PAD）配备标准；

3）需要国家发布CPR-D等急救培训标准，完善相关法规和行业指南，大力拓展培训渠道；由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主导，依托急救中心和胸痛中心，建立CPR-D培训基地，开展针对专业医护人员以及普通民众的心肺复苏和AED培训；打造培训推广示范区域，面向医联体其余医院医务人员进行广泛师资建设，胸痛救治单元这类基层医院将更多地承担起民众CPR-D培训；建立多渠道公益宣传，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制作发布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

解决学位授予等关键问题，建立国家专科医生培养制度

霍勇教授介绍，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专培）是在住院医师规培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临床医师培训体系的重要环节，对推动医学发展和提高专科疾病的整体诊治水平有重要意义。2016年，我国专培训工作正式启动，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和神经外科作为首批试点率先运营。

目前十个专培试点专业均在持续推进当中，获得了较好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专培医师对学位衔接、人事待遇、后续职称评定等方面缺乏信心；专培基地和老师对经费保障、教学质量保障等问题也有所疑虑。

因此，霍勇教授建议：

1）尽快完成《执业医师法》的修订，并在此次《执业医师法》的修订当中加入医师专培的相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层面给予专培合理的定位，明确参与专培的医疗机构、师资人员、学员医师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同时，对既往已经不适用于当前医疗行业发展的法规进行调整，保证专培配套措施的与相关法规的高度统一。

2）对专培医师进行临床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力的认可和授予，完善专科医师其他各项待遇。

3）统一标准，提升专科医师的执业要求，保证专培制度下培养出高水平、同质程度高的临床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