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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作为癌症常见的一种症状,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较大影响。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医疗模式从过去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规范化的疼痛管理可以在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节约医疗成本,降低患者在感觉、情感、认知和社会维度的痛苦体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精神,加强医院疼痛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在全国开展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基于此,中国医学论坛报社携手萌蒂中国特别推出“疼痛管理高质量发展思与变——我与萌蒂30周年”系列专家访谈,得到多位专家的支持。本期,我们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梁军教授接受采访,请他围绕规范化癌痛管理的相关话题发表独到见解。
梁军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北京肿瘤医院大内科副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副理事长
CSCO智慧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CSCO肝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肿瘤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肿瘤内科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内科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姑息和康复专业委员会(CRPC)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管理与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药协会肿瘤药物研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肝癌专家治疗组专家组成员
癌痛治疗刻不容缓,消除疼痛是患者的基本人权
我国肿瘤患者基数大、新发病例多,给医疗卫生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肿瘤的治疗策略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肿瘤本身的病因治疗(如化疗、靶向治疗、手术治疗等),二是针对肿瘤相关并发症或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姑息治疗,两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其中,癌痛治疗作为肿瘤姑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受到医务工作者的密切关注。
疼痛被认为是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作为癌症患者最常见和最难以忍受的症状之一,疼痛给患者的生理、心理、家庭和社交带来多维度的困扰与伤害,甚至可能引发自杀等极端事件。早在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明确提出,消除疼痛是一种基本人权。据统计,我国约80%的癌症患者饱受癌痛困扰,涉及不同疼痛程度(轻度、中度和重度)和不同治疗阶段(早期、中期和晚期)。尽管我国癌痛治疗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癌痛的社会关注度、诊疗规范性和研究深入度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梁军教授强调,抗癌治疗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但缓解癌痛刻不容缓。癌痛的缓解可以有效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癌痛治疗比抗癌治疗更为重要。
癌痛治疗的核心战略:及早镇痛、规范管理
难治性疼痛是癌痛的最严重阶段,它意味着常规的“三阶梯止痛治疗”已无法获得满意的镇痛效果和(或)由于药物副作用较大而无法继续应用于癌痛治疗。因此,癌痛治疗的启动时机非常关键,在癌痛早期及时采取规范化的癌痛管理,尽早控制疼痛,避免发展成为难治性疼痛,对于癌痛患者意义重大。
基于此,梁军教授特别分享了一例肺癌伴脑转移和骨转移患者的癌痛治疗病例。颅内高压和骨转移引发的疼痛让患者备受煎熬、痛不欲生。接诊该患者后,梁军教授迅速对其进行规范的疼痛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了“快速滴定、联合镇痛”的个体化镇痛策略。此外,梁军教授还召集了肿瘤科、放疗科、麻醉科和疼痛科等多个学科专家,通过多学科诊疗(MDT)模式为患者制定了肿瘤综合治疗策略,最后患者癌痛得到了快速、有效、持续的控制。针对这个病例,梁军教授深有感触地表示,及早镇痛、规范管理是癌痛治疗成功的关键所在。
风雨兼程三十余载,扎实推动规范化癌痛管理工作稳步开展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癌痛治疗面临着杂乱无章的局面,缺乏科学、规范的指导原则。在此背景下,孙燕教授、李同度教授和陈妙兰教授等专家率先提出引入WHO发布的“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原则”。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原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于1990年与WHO专家合作,在国内正式开始推行“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原则”。随后,我国的癌痛诊疗指南不断更新迭代,癌痛治疗知识也得到了广泛普及,为中国癌痛治疗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1年,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癌痛规范化诊疗水平,由原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办、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承办的“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该项目得到了各级政府、医院以及萌蒂中国等医药企业的大力支持,标志着我国癌痛治疗迈上了更规范、更科学、更精准的新台阶。如今,MDT模式作为临床常规采取的策略,通过提供全方位、个体化的医疗服务,为癌痛患者带来更为显著的镇痛效果和更加舒适的生活状态。
发展与挑战并存,我国癌痛管理仍需持续优化
经过33年的规范化建设,目前我国癌痛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面临不少瓶颈与挑战。
首先,在理念方面,尽管医患双方对于癌痛治疗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但在临床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医生因培训不到位、认识不深入而不能进行规范的癌痛管理,部分癌痛患者因惧怕镇痛药物不良反应而“隐忍不发”等。鉴于此,卫生行政部门未来还需继续推进规范化癌痛管理培训的实施与普及,引入正确观念、深化医护认知、加强患者教育,从医院、家庭、社会等多个层面给予癌痛患者全方位的关怀与支持。
其次,在药物方面,缓释吗啡和羟考酮等镇痛药物的研发为癌痛治疗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多种给药模式(如口服、静脉注射、鞘内注射以及自控镇痛泵等)的出现则让镇痛策略更加灵活多样。然而,当前我国阿片类药物的消耗量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提示我国患者的镇痛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如何在镇痛药品管控和患者需求满足之间寻求平衡是未来需要专注的工作重点之一。
谈到制度与管理,梁军教授指出,MDT模式的建立与推行让癌痛治疗更加系统、精准,而“居家疼痛管理”的提出与落地则让更多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科学、有效的疼痛管理。此外,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为癌痛治疗提供了智能化和远程化支持,让远程咨询会诊、远程癌痛管理走进现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数据年代,癌痛管理也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陈出新,未来如何在临床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互联网医疗和人工智能,仍需不断探索。
新契机、新机遇,多管齐下共启癌痛管理新篇章
《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是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23年初发布的重要文件。该文件设定了自2022年到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定数量的医院开展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的目标,旨在规范医院的疼痛综合管理流程,提升疼痛综合管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
梁军教授分享道,借助此次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开展的契机,未来国内癌痛管理规范化建设还须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建立健全癌痛综合管理相关制度和流程,以规章制度推动相关工作落地;二是切实提升医务人员的癌痛诊疗能力,包括加强癌痛认知、推广MDT模式以及综合应用镇痛药物等;三是探索建立院内激励机制,通过设置保障机制、约束机制和质量监控机制来明确医务工作者的权益与义务,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其对癌痛管理建设达成共识;四是充分发挥试点医院的示范带头作用,大力推广癌痛管理的理念与经验,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辐射带动效应;五是强化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宣教,提高他们对于癌痛的认识。最后,梁军教授表示,在国家政策的有力引领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未来将继续秉持博爱、尊重、团结、奉献的理念与精神,为癌痛患者提供卓越的医疗服务,为实现《“健康中国2023”规划纲要》的战略目标贡献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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