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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病史
34岁中年女性,主诉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综合治疗后,血HCG进行性升高4月余。
2017.3.27患者因葡萄胎在外院行清宫术,病理提示部分性水泡状胎块,STR提示完全性葡萄胎,血HCG从清宫前180000mIU/mL降至术后5000mIU/mL。2017.4.14患者血HCG升高至10000mIU/mL。再次行宫腔镜检查及诊断性刮宫术,术后HCG仍升至12000。
患者转至另一家医院就诊,妇科B超显示子宫右侧壁肌层有16mm×12mm病灶,血流丰富,此时血HCG升至15000mIU/mL,诊断为“侵蚀性葡萄胎”。2017.4.17-2017.10.28化疗9程,先两程MTX化疗,期间HCG升至20000mIU/mL,后治疗方案改为5-FU+VP-16联合化疗,共7程,化疗结束时血hCG降至2.8mIU/mL。
2017.12血HCG再次升高,具体数值不详。2018.5.8血HCG再次升高至247mIU/mL。复查妇科B超,提示子宫右侧壁肌层仍有15mm×15mm×13mm病灶,血流丰富,遂行子宫病灶射频消融术,术后hCG稍降但未正常,给予BEP方案化疗巩固2个疗程。
2020.1.6血HCG再次升高至100mIU/mL,B超提示子宫右侧壁肌层病灶增大至25mm×19mm×18mm并蔓延至子宫右前壁。患者接受剖腹探查+子宫后壁病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术后病理未见明确胎盘及绒毛结构,术后hCG稍降至32.8mIU/mL。2020.5血HCG升至176mIU/mL,此时诊断为滋养细胞肿瘤。2020.8化疗5程,EMA/CO方案4程,后改为FAV方案化疗1程。
2020年底联合化疗结束后,HCG缓慢上升,2023年7月明显升高,2023年10月患者转诊至我院。


既往史
2023-2因“左乳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癌”行“左乳保乳改良根治术+左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术”,术后口服“他莫昔芬”至今。
婚育史
G1P0,完全性葡萄胎1次。
辅助检查
2023-11-12 血HCG:1546mIU/ml
2023-10-30 PET/CT:子宫及附件区未见异常FDG高代谢复发病灶,其余全身PET/CT影像未见明确结果及FDG代谢异常。
病理会诊:(子宫右侧后壁宫角部病灶)送检小块平滑肌及子宫内膜组织,可见出血坏死灶,周围纤维肉芽组织增生,未见存活肿瘤细胞。(子宫残留病灶)送检少量平滑肌碎组织,其中可见较多坏死灶,伴透明变性,周围纤维肉芽组织增生,并见少量肿瘤细胞残留,单核细胞为主,并见个别多核细胞,未见绒毛结构。我院免疫组化:GATA3(+),HPL部分(+),P63部分(+),Ki-67约10%(+),HCG部分(+),PD-L1(22C3)CPS评分约80,淋巴细胞CD8约30%(+),CD4约10%(+),结合临床病史,符合滋养细胞肿瘤(治疗后改变),因肿瘤细胞数量太少,未能进一步分型。(左乳肿物)乳腺组织中见小灶导管内乳头状癌,另见纤维囊性乳腺癌,原单位免疫组化ER约95%(+),PR约95%(+)。
诊断
1、妊娠滋养细胞肿瘤Ⅲ期;2、左侧乳腺癌术后
治疗经过
治疗方案:TP/TE+帕博利珠单抗
该方案疗效良好,依托泊苷化疗后,患者HCG从1546IU/L降至阴性。每两周给予长效升白预防性治疗,考虑患者为育龄期女性,每28天给予GnRHa保护卵巢功能,同时监测AMH评估卵巢功能。HCG转阴后,继续给予TP方案巩固化疗4疗程,之后帕博利珠单抗免疫维持治疗至今,患者定期监测HCG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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