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贾辅忠：

我们要尽可能地发展医学研究

要做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有

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初出茅庐：编辑出版专业书籍01.

1956年夏天，江苏医学院附设医院（次年更名为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从镇江迁到了南京。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当时，整个感染科团队只有六七个人。到了南京后，我们教研室主任陈钟英教授把我们分成了三个方向：一部分人主攻血吸虫病，一部分人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第三组负责发热待查，我就是跟着陈主任搞发热待查的。

那时候，我们国家自己的医学教科书几乎是一片空白。国家要求各高等学校尽快编写出自己的教材。在陈主任的安排下，我承担了其中一个很常见疾病的编写任务——细菌性痢疾。就这样，在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教科书上，留下了我们南京医学院的名字。这本书的出版，就像点亮了一盏灯。有了这个起点，后来全国各种专业著作也纷纷陆续面世。

我自己后来主编的《感染病学》是在1998年出版的。在当时感染病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编写这本书时我就想，尽可能地把中国常见的可能出现的感染病都系统地收集、整理进去。我希望，这本书能为后来在中国做感染科的医生提供一份相对完整的知识储备。它的出版，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我国感染病学作为一门学科，正逐步走向成熟。

难以忘怀：一个瓷杯里头两个鸡蛋02.

我早年的很多工作并不总在医院明亮的病房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防治血吸虫病是我们的重点，我曾有一整年时间，都待在常熟的太湖边上。

记得有一次任务结束，我们乘坐的轮船已经离岸。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只见一位老乡划着一艘小船，拼命追赶上来。他赶到船边，递给我一份礼物——一个瓷杯，里面装着两个鸡蛋。他双腿因血吸虫病而严重水肿，他说：“贾医生，我全家都有这个病，我抱着一线希望请您看看。从您给我看病到现在几个月了，我离不开您了。”那一刻，我流泪了，周围好多人也都跟着流泪了。那个瓷杯和鸡蛋，是我此生收到过最沉重的礼物，它让我无比真切地感受到，医生的根，必须扎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

跨越国界：友谊与医术的桥梁03.

因为长期在防治一线，我在血吸虫病等领域积累了较多经验。1980年，我获得了赴日本进修肝病临床和免疫学的机会。在日本期间，我与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穗积五一先生及其儿子穗积一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4年穗积一成先生在中国访问期间，在火车上突发胃出血，被紧急送到我们医院抢救。我既是参与治疗的专家组成员，也担任了翻译。救治过程很顺利，他对我们病房的友好态度和医疗技术非常感谢，回去后还寄来了感谢信。后来他还为我们医院赠送了一台医疗仪器。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精湛的医术和仁爱之心，是跨越国界、沟通人心的最好语言。

▲ 1987年5月，穗积一成（左一）访问我院，在当年住过的病床前与救治过他的医生唐冠文（左二）、贾辅忠（左三）、黄耀文（左四）合影

学科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04.

1984年我开始担任医院传染病科（后称感染病科）主任。那时，科室在流行性出血热、肝炎等传染病的诊疗上已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诊疗，还常常要奔赴各地市县进行培训。我始终认为，临床医疗和服务病人是第一位的。当时我们医院制剂科能够自己生产输液，我们就结合自己的经验，用“苦黄注射液”等制剂退黄疸，效果确实不错。但同时我深知，一个学科要真正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一边是服务病人的临床实践，另一边是推动诊断水平进步的科学研究。我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病原学诊断和免疫学诊断。光靠经验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实验室技术的进步，才能更快、更准地找到病因。搞研究不能脱离实际，抽象地研究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研究，首先必须是为病人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诊断和治疗，为临床提供更可靠的线索和依据。

1977年以前，实验室仅有一般基本仪器，实验室非常狭小，条件艰苦。后来医院给予了大力支持，设备逐步添置，增加了细胞收集器、低温冰箱、光密度计、超净工作台无菌室等先进设备。1985年成立了传染病免疫研究室。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感染病科的实验室发展壮大，不仅有专用实验室，里面划分了免疫、基因检测、细胞培养等多个专业区域。既能做日常的临床病原检测，也能开展科研工作，还可以深入研究病原体和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致病原理、免疫反应以及病毒变异等问题，更能研发新的检测方法、筛选和评价抗感染药物。这些研究既为临床看病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也为感染病学科发展搭建了重要的科研平台。

回首漫漫行医路，科室从当年迁宁创业时的寥寥数人、筚路蓝缕，一步步发展壮大。作为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我们不仅深耕本土，更以卓越的诊疗实力向周边省份辐射，全力向着全省肝病与感染性疾病疑难危重症救治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这条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奋进之路，镌刻着几代学科带头人的坚守与耕耘，凝聚着无数医护人员的接力与奉献。

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研究道路05.

如今，感染病的谱系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武器库”也需要不断更新。我坚信一点：我们要尽可能地发展医学研究，要做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中国的医学，不能总是跟着别人后面学。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病人的实际需要，面对中国面临的疾病挑战，走出自己的研究道路，制定自己的诊疗方案。这条路，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我寄希望于年轻的医者们，能接过这份责任，在服务病人的实践中寻找方向，在扎实的研究中寻求突破，让我们中国的感染病学，在世界医学的版图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