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慢性、复发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克罗恩病(CD)与溃疡性结肠炎(UC)是 其主要亚型,疾病异质性高、个体疗效差异大、长期用药安全性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学术探索与临床实践。第20届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年会(ECCO 2025)于月前顺利落幕,展现了IBD领域最新理念与进展,涵盖丰富的学术内容。因此,中国医学论坛报社于2025年4月14日举办线上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共同参与,搭建学术交流与经验共享高效平台,聚焦国际前沿进展与中国实践经验的深度融合,关注创新理念临床落地,推动中国IBD领域高质量发展。
开场致辞
会议伊始,由北京协和医院钱家鸣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旻湖教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钟捷教授分别发表开场致辞。
钱家鸣教授强调了ECCO在IBD领域的重要性,并高度肯定了中国研究团队在大会上展示的工作成果。她提到本次会议将由数位国内IBD领域知名专家带来大会前沿动态,并表达了对会议内容的期待,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钱家鸣教授致辞
陈旻湖教授结合近期参加全球肠道疾病会议的经历,指出中国在ECCO等国际学术会议中的投稿量显著增加,在全亚洲居于前列,体现了国内IBD领域的进步,但同时也坦言“引领全球”仍需时间。他呼吁中国学者以务实态度提升科研与临床质量,从“量”到“质”实现突破,逐步与国际接轨,并强调国际会议的高水平组织与学术氛围值得借鉴,以此激励国内同行共勉。
陈旻湖教授致辞
钟捷教授强调了ECCO学术内容的分享价值,认为本次交流能够全面梳理国际前沿研究与学术动态,为国内同道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他呼应前两位教授的观点,指出本次会议对促进国内IBD领域知识更新与学习进步具有一定意义。
钟捷教授致辞
互动交流:“ECCO 2026期望寄语”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与会专家对2026年ECCO大会提出了共同的展望。
希望通过ECCO 2026继续深化国际合作,汇聚全球智慧推动诊疗创新;强化学科建设,深耕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优化;聚焦患者福祉,通过精准化治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激发科研突破,传承经典并开拓前沿方向;培育青年力量,赋能学科可持续发展。期待2026年ECCO大会能够架设国际桥梁,凝聚共识,为IBD领域带来更广阔的科研图景与人文温度。
聚焦ECCO精粹:领略全球智慧
本次会议的学术分享环节聚焦于2025 ECCO全球学术精粹。
首先,在钱家鸣教授的主持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沈骏教授进行主题分享。
沈骏教授表示2025 ECCO聚焦于“IBD的可持续性”议题,包括可持续的评估和监测、可持续的内科治疗和可持续的外科治疗,即实现BD诊疗全方位可持续性。评估与监测方面,沈骏教授指出,达标治疗(T2T)是IBD管理重要策略,强调定期评估并及时调整药物方案以达到预设目标,黏膜愈合是当前IBD临床关注的重点治疗目标。新型内镜技术如AI辅助内镜(摘要号 P0556)、小肠胶囊内镜(SBCE)(摘要号P0293)能够提升治疗策略调整的精准性,从而提高内镜缓解率。生物标志物如粪便钙卫蛋白(FC)(摘要号P0257、P0378)黏膜愈合的相关性已被验证。肠道超声(IUS)同样也是今年研究热点,在2025 ECCO中多有报道,如经腹超声(TAUS)(摘要号P0272)在评估IBD疾病活动中展现出了高效价值。内科治疗方面,沈骏教授强调IBD管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持长期缓解,持续有效的药物治疗是关键保障。他引用了VERDICT研究(摘要号DOP007)、EARLY CD研究(摘要号DOP008)以及VALUE研究(摘要号P0971)数据,又介绍了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摘要号P0986),展示了证明维得利珠单抗(VDZ)长期疗效的丰厚循证依据。外科治疗方面,他指出外科治疗在当前IBD管理中仍占据重要一席之地,并介绍了多项相关研究。如开腹手术、激素使用增加术后并发症风险因素(摘要号P0677)以及早期药物预防对降低复发率具有重要作用(摘要号P0620)等。
沈骏教授主题分享
之后,在陈旻湖教授的主持下,西京消化病医院梁洁教授进行了主题分享。
梁洁教授围绕“进阶联合疗法(ACT)”进行了主题分享。她指出,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等靶向疗法的到来,革新了IBD的治疗前景,但多项研究证实单药治疗存在“天花板”效应。自2024 ECCO正式提出ACT理念后,2025 ECCO 继续报道了多项ACT研究进展,其在提高应答率和缓解率方面的潜力越来越受到关注。机制上,ACT可作用于不同炎症途径发挥协同/互补的治疗效果。多项真实世界研究(摘要号P0799、P0601)提示,ACT治疗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答和临床缓解率,已发表的VEGA、EXPLORER等临床研究也相继证明了ACT突破疗效“天花板”的巨大潜力。梁洁教授特别强调,药物安全性和作用机制独特性是ACT药物选择的重要参考依据,VDZ因其肠道选择性和低感染风险,是ACT的理想“锚定药物”。以VDZ为基础的方案,尤其是VDZ+UPA方案是最常见的ACT组合(摘要号DOP009、P0601)。基于药物特点和现有循证证据(摘要号DOP009、DOP058、P1163、P1042、P1066),VDZ+UPA联合诱导治疗序贯VDZ 单药维持治疗有望成为ACT潜在最佳实践模式。
梁洁教授主题分享
最后,由西京消化病医院吴开春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孙菁教授进行主题分享。
吴开春教授主持
孙菁教授指出,全球范围内中重度UC早期启用生物制剂治疗已成为重要趋势。美国和日本统计数据均显示,UC患者诊断后起始使用生物制剂的时间显著提前,生物制剂使用比例显著增加,推动UC手术率下降。与之相比,我国UC治疗仍以传统药物为主,早期生物制剂使用虽有所提升但有限,整体应用不足,黏膜愈合率有待提升。她强调,生物治疗窗口前移是实现UC黏膜愈合、阻止疾病进展的重要举措,不增加医疗成本支出。从国内外临床实践来看,生物制剂的早期使用可带来更合理的激素使用、手术率的下降和黏膜愈合率的提升。最后,基于国内外指南和共识建议、结合临床实际,孙菁教授提出,中度UC患者接受5-ASA足量治疗(4g/d)4周时临床症状未改善( PRO2下降<50%(≥3次血便 ))或13周时内镜下黏膜未愈合(包括内镜未改善或内镜有改善但未愈合(Mayo内镜评分降至2分)),应视为治疗无效且升级生物治疗。
孙菁教授主题分享
学术思辨碰撞:探索中国道路
会议的学术讨论交流环节由钟捷教授主持,北京协和医院杨红教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唐文教授以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玉芳教授围绕治疗前如何系统性考虑药物治疗排序布局分别发表观点。
杨红教授从临床实践出发,指出药物说明书虽明确了适应证与禁忌证,但缺乏具体的治疗排序指导,例如VDZ说明书仅标注适用于中重度UC和CD,但未说明何时作为一线选择。同时她也强调,指南虽提供框架,但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灵活调整。例如,对于合并肠外表现的高危患者,可能需优先选择抗TNF药物;而对感染风险高的老年患者,则倾向安全性更高的VDZ等药物。此外,她还提到医保政策对用药的限制——部分生物制剂仅限二线使用,因此临床医生需在疗效与合规性间寻找平衡。
杨红教授交流讨论
唐文教授提出应根据疾病活动度、并发症及治疗目标制定治疗方案。例如,对急性重症UC患者,需快速诱导缓解(如激素联合抗TNF),而对慢性轻度患者则优先考虑黏膜愈合(如5-ASA联合局部治疗)。她分享了一例年轻CD患者的治疗经历,因狭窄性病变需早期手术,但通过联合免疫抑制剂和VDZ成功避免,由此强调治疗决策需动态调整。此外,她同样直言医保限制常迫使医生选择“次优方案”,如某患者符合指南推荐的早期生物治疗,但因医保仅覆盖传统药物,导致疾病进展至手术阶段。
唐文教授交流讨论
王玉芳教授从医疗合规性角度出发,强调超说明书用药需严格备案,而指南更新常滞后于临床需求,二者均为原则性框架,实际应用需灵活调整,尤其在医保政策与临床需求冲突时,个体化方案制定尤为重要。她以JAK抑制剂为例,指出指南虽推荐用于难治性UC,但说明书因安全性黑框警告限制了实际使用,医生需额外评估心血管风险。她分享了一例合并血栓史的UC患者最终选择VDZ的治疗决策,体现个体化决策的必要性。
王玉芳教授交流讨论
钟捷教授总结指出,三位专家的讨论揭示了药物治疗排序的三大矛盾:指南理想化与现实复杂性的冲突、科学推荐与医保限制的博弈、标准化治疗与个体化需求的平衡。
随后,在钟捷教授的主持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陈春晓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承党教授以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学红教授就ACT普及应用时机展开谈论。
陈春晓教授基于团队经验,详细分享了ACT在难治性IBD中的应用案例。例如,一名病程10年的CD患者,先后对抗TNF等药物无应答,最终使用VDZ联合治疗后实现内镜缓解。她指出,此类患者中约50%可通过ACT获得短期应答,但长期维持需谨慎——部分患者需逐步撤停其中一种药物(优先保留安全性高的VDZ)。她直言,医保审核是一大障碍:某患者因联合用药被判定“超适应证”遭拒付,最终自费承担高昂费用,呼吁推动ACT的适应证扩展与医保覆盖。
陈春晓教授交流讨论
王承党教授从免疫机制切入,强调ACT应靶向不同炎症通路。他以VDZ与抗IL-12/23为例,解释两者联用可同时阻断淋巴细胞迁移与Th1/Th17通路,协同抑制肠道炎症。他分享了一例合并肛瘘的CD患者的治疗经历,单药治疗失败后使用VDZ联合治疗方案,3个月内实现瘘管闭合。此外,他提出未来可能的“精准联合”趋势,如通过生物标志物(如血清IL-23水平)筛选适合ACT的人群,并建议开展多中心RCT验证方案安全性。
王承党教授交流讨论
王学红教授持审慎态度,指出ACT的三大风险:免疫抑制叠加(如感染、肿瘤)、费用不可及性(年治疗费超20万元)以及停药困境(缺乏撤药标准)。他分享了一例联合治疗患者因严重肺炎被迫停药后复发的经历,强调需严格筛选适应证(如仅限两种单药失败的重症患者)。最后,他强调需平衡创新与规范,呼吁制定ACT专家共识,明确适应证、监测指标及停药策略。
王学红教授交流讨论
钟捷教授总结提出ACT推广的三大路径:分层推进(高水平中心先行探索)、证据积累(建立中国ACT注册数据库)、政策突破(推动医保对联合治疗的包容性)。
走进大咖直播间:解答临床疑难
在“走进大咖直播间”问答交流环节中,北京航天总医院王蕾教授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郭金波教授分别提出了临床实践中面临的挑战,钟捷教授与陈春晓教授结合自身经验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建议。
王蕾教授问题分享
王蕾教授的问题聚焦于UC患者生物制剂联合治疗的优化策略。她指出,部分患者在使用生物制剂(如VDZ)联合美沙拉秦后达到临床缓解,但面临是否停用美沙拉秦的困惑。此外,对于病程较长且合并肠道息肉或高级别瘤变的UC患者,如何在生物制剂治疗与癌变风险间权衡,成为另一大难题。
钟捷教授对此回应称,美沙拉秦的停用需个体化评估:若生物制剂单药已实现黏膜愈合且症状稳定(如复查肠镜无活动性炎症),可尝试逐步减量至停用,尤其对于经济压力较大的患者;但若存在局部残留炎症(如直肠型UC伴里急后重),或需长期化学预防(如病程超10年者),则建议保留低剂量美沙拉秦(如2-3克/天)。对于合并高级别瘤变的患者,他强调需优先通过内镜切除高风险病灶,若病理证实为瘤变但无浸润癌,可谨慎选择生物制剂(如维得利珠单抗)控制炎症,但需密切监测内镜与病理变化。
郭金波教授问题分享
郭金波教授则关注VDZ联合激素治疗时的减量策略与药物浓度监测。他提到,重症UC患者常需短期联合激素以快速控制症状,但减量过程中易出现复发,难以区分是激素依赖还是VDZ原发失效。
对此,陈春晓教授结合自身经验提出具体操作路径:重症患者初始治疗时,静脉激素使用不超过5天(通常3天),后转为口服,并采取阶梯式减量,总疗程控制在3-6个月。她强调,VDZ起效较慢(约4-6个月),需耐心评估疗效;若治疗失败(约30%患者未达内镜缓解),应及时转换药物(如JAK抑制剂或抗TNF药物)。关于VDZ浓度监测,她坦言临床实践较少依赖血药浓度,更多依据症状与内镜结果调整用药间隔(如从4周延长至6周再至8周),但对超重患者(如体重>90公斤)可考虑增加剂量至0.6g以优化疗效。
钟捷教授则补充了VDZ的灵活应用场景:对于部分症状反复但内镜缓解良好的患者,可联合低剂量美沙拉秦辅助控制症状;在极端情况下(如体重过大或疗效不足),可尝试超说明书剂量或缩短用药间隔,但需充分告知患者费用与风险。他同时指出,VDZ与其他药物的联合应用需基于机制互补性,但当前证据有限,建议通过多中心研究积累经验。
会议尾声,钱家鸣教授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的价值,认为三位讲者的报告系统梳理了IBD领域最新进展,为临床提供了重要参考。她指出,尽管先进疗法(如ACT)受限于医保政策和高昂费用,但对重症患者仍需以患者需求为核心,并强调临床实践需突破“一刀切”模式,重视个体化调整。最后,她呼吁学界在遵循指南的同时,积累更多真实世界数据,推动IBD诊疗策略的精细化发展,并感谢会议组织方及支持单位的贡献,期待未来继续深化协作,助力中国IBD领域长足发展。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