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峰教授：2025年WCLC大会上公布了多项围绕NSCLC围术期免疫治疗的重要研究，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免疫治疗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包括“三明治”研究和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它们共同表明，围术期免疫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病理学反应和生存结局。

首先是“三明治”研究，包括KEYNOTE-671、CheckMate 77T、RATIONALE-315及AEGEAN研究等多项关键III期研究再次迎来更新，均显示出显著的生存获益。

KEYNOTE-671研究^[1]公布了按基线淋巴结状态分层的4年随访数据。该III期研究评估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用于可切除II–IIIB期NSCLC围术期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结果显示，无论患者基线时为临床淋巴结阴性（cN0）还是阳性（cN+），帕博利珠单抗组在EFS、OS、MPR及pCR方面均一致优于安慰剂组，且R0切除率更高。长期随访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该方案可为不同淋巴结负荷的患者带来持续且有临床意义的生存改善，奠定了其在围术期标准治疗中的地位。

CheckMate 77T研究^[2]则从患者报告结局（PROs）角度提供了支持。该研究显示，在III期NSCLC患者中（包括预后较差的N2群体），纳武利尤单抗的围术期应用不仅带来EFS获益，还保持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这表明“三明治”模式在追求生存延长的同时，并未以牺牲患者生活质量为代价，体现了其综合治疗价值。

RATIONALE-315研究^[3]的最终分析同样令人振奋。中位随访38.5个月时，替雷利珠单抗组相比化疗组显示出显著的OS获益（HR=0.65）和持续的EFS获益（HR=0.58），且该优势跨越了PD-L1表达、分期及组织学类型等不同亚组。其最终OS阳性结果进一步强化了PD-1抑制剂在围术期全程管理中的生存获益证据。

AEGEAN研究^[4]对疾病进展和复发模式的深入分析为“三明治”模式提供了新见解。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免疫治疗组显著降低了因疾病进展而无法完成手术的患者比例，并显著减少了术后局部区域和远处复发风险，中位至复发时间也更长。这证实了围术期免疫治疗不仅提高了手术可行性，更通过降低复发风险带来了长期的疾病控制。

此外，新辅助免疫治疗相关的研究也公布了相关数据。首先是经典的CheckMate 816研究^[5]公布了基于手术结局的5年OS数据。作为首个证实单纯新辅助免疫（纳武利尤单抗）+化疗可带来OS获益的III期研究，本次分析显示，在最终接受手术的患者中，试验组显示出持久的OS获益（5年OS率: 74% vs. 63%），且该获益在不同手术方式、切除范围及实现R0切除的患者中均保持一致。这再次印证了成功的手术是实现长期生存的基石，而有效的新辅助治疗能为手术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终转化为生存优势。

会议期间还公布了一项Ⅱ期多中心伞式试验^[6]，探索了在可切除NSCLC中新辅助替雷利珠单抗联合新型免疫药物（抗TIGIT抗体Ociperlimab或抗LAG-3抗体LBL-007）±化疗的疗效。初步结果显示，在PD-L1高表达（TC≥50%）人群中，替雷利珠单抗单药或联合其他免疫抑制剂展现了良好的MPR/pCR率；而在PD-L1低表达人群中，替雷利珠单抗+化疗是有效基础，但在此基础上联合TIGIT或LAG-3抑制剂并未进一步显著提升疗效。该研究为未来基于生物标志物筛选优势人群、优化新辅助免疫联合策略提供了宝贵的初步探索方向。

总结而言，本届WCLC大会的多项研究数据反复验证了一个核心主题：无论是“三明治”模式还是新辅助模式，围术期免疫治疗都能真正为可切除NSCLC患者带来了长期生存的希望。

周建娅教授：尽管以KEYNOTE-671为代表的III期研究已证实了围术期免疫治疗为可切除NSCLC患者带来了革命性的生存改善，但临床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有几个方向亟待深入探索：

第一是生物标志物的精准预测与动态监测。尽管PD-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TMB）等生物标志物与免疫治疗疗效存在相关性，但它们在围术期场景下的预测价值仍不完美。因此，寻找更精准的预测标志物是关键。循环肿瘤DNA（ctDNA）是目前有前景的方向之一。研究已表明，新辅助治疗后ctDNA清除与更高的pCR率和更优的EFS显著相关，可作为疗效预测和预后评估的工具。然而，ctDNA的单一应用仍存在局限性，如检测灵敏度、标准化问题以及早期肺癌患者脱落DNA水平较低等挑战。未来需要探索将ctDNA的动态监测与PD-L1、TMB、甚至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特征等多维度信息相结合，构建更完善的预测模型，以期实现真正的个体化治疗，避免对潜在无效患者的过度治疗。

第二是新型联合治疗模式的探索。为了进一步提升疗效并克服耐药，探索新的免疫联合策略是必然趋势。上述提到的本次WCLC大会报道的Ⅱ期伞式试验为我们提供了前瞻性的视野。该研究初步显示，在PD-L1 TC≥50%的优势人群中，替雷利珠单抗单药或联合新型免疫药物（如抗TIGIT、抗LAG-3）展现了良好的MPR/pCR率，这为“去化疗”或“强化免疫”模式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PD-L1低表达人群中，在化疗基础上联合TIGIT或LAG-3抑制剂并未显示出显著的额外获益，提示联合策略需要基于生物标志物进行精细筛选。此外，其他联合方向，如免疫联合放疗、免疫联合细胞治疗、以及针对不同免疫抑制通路（如TIGIT/LAG-3/TIM-3）的双特异性抗体等，都是未来值得探索的重要领域。

第三是驱动基因阳性人群的治疗策略优化。目前所有围术期免疫治疗的III期研究主要纳入的都是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KEYNOTE-671和AEGEAN研究虽纳入了少数EGFR/ALK阳性患者，但样本量不足以为该群体提供确切的结论。对于EGFR敏感突变或ALK融合等驱动基因阳性的可切除患者，其标准治疗仍是围术期靶向治疗（如奥希替尼、阿来替尼等）。免疫治疗在此类人群中的疗效有限，且潜在风险（如免疫相关性肺炎与靶向药毒性的叠加）不容忽视。未来亟需开展前瞻性研究，探索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联合、序贯，或用于特定人群（如合并高TMB、PD-L1高表达）的可能性，以明确其在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中的价值与定位。

总体而言，围术期免疫治疗的成功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的研究重点将从“是否有效”转向“如何更优”，不断优化治疗策略，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位可切除NSCLC患者都能接受最适合自己的、疗效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个体化围术期治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