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医院在为姚乙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甲医院赔偿医疗费44285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误工费500元、护理费500元、丧葬费25707.5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总计20000元、死亡赔偿金5877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00800元，各项损失共计1139512.5元；2.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甲医院负担。

我方对姚乙的诊疗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死亡结果是自身疾病发展所致，与我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我院未参与死者姚乙的手术等后续治疗，其死亡结果与我院不存在因果关系。

在诉讼过程中，王甲、姚甲申请对甲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是多少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甲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了某法〔2017〕临鉴字第5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如下：

1.关于2016年2月11日入院前病情及医方处置。经专家教授会诊，姚乙2016年2月9日头部CT片反映：未见明显异常。姚乙家属反映，2月9日去医院就医诊断：头痛原因待查，紧张性头痛？处置：⑴头部CT，⑵氟桂利嗪1mg，口服。（送检材料中无此门诊病历）。

姚乙回家后，2月11日22时头痛呕吐，服用氟桂利嗪后，嗜睡，亲属查看时才发现呈昏迷状态，遂急送医。经查：氟桂利嗪用于典型（有先兆）或非典型（无先兆）偏头痛的预防性治疗，由于前庭功能紊乱引起的眩晕的对症治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瞌睡和疲惫。

甲医院在2016年2月9日的门诊检查处置中，对姚乙的头痛原因未作出明确诊断，开具的氟桂利嗪仅为一般性的偏头痛的预防性治疗，而没有将患者留观做进一步检查、观察，以便及时处理（正如急腹症病人不能轻易开具止痛药物，以防掩盖真实病情，需密切观察一样）。姚乙在服用氟桂利嗪后，出现“嗜睡”，掩盖了颅内出血导致昏迷的真实症状表现，延误了送医治疗，医方在此诊疗过程中存在不当。

2.关于2016年2月11日以后病情及医方处置。根据临床神经病外科专家意见及查阅专著，姚乙住院时病情十分危重，属5级（最重）。行脑血管造影检查，“1、2级病人应及早进行；3、4级病人待病情稳定后，再进行造影检查；5级病人只行CT除外血肿和脑积水。”（摘自《神经外科学》）。

因此，姚乙此时，只能做CT检查，而不能做脑血管造影检查。如进行造影检查，专家以为，会加重颅内出血。病历反映，姚乙2月11日入院后，23时01分行颅脑CT检查，显示：“左侧颞叶、额叶脑出血，血肿形成，并少许硬膜大出血，脑肿胀，蛛网膜下腔出血，大脑镰下疝”（专家会诊意见：颅内情况已经十分明确，此时应抓紧时间行开颅手术。）但是，医方坚持认为先行脑血管造影，再考虑手术，直至2月12日1时行脑血管造影（结果未见动脉瘤和脑血管畸形）。2月12日3时才进行手术，此举违反医疗原则，延误手术时间，对病情有不利影响。

3.关于医院过错及参与度。综上所述，甲医院对姚乙的诊疗过程中存在2016年2月9日门诊诊断不明，处置不当；2月11日入院后，术前进行脑血管造影违反医疗原则，延误手术抢救时间，与姚乙损害后果（病情加重，死亡）有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70%左右。该鉴定书鉴定意见为：甲医院对被鉴定人姚乙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姚乙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70%左右。

2015年10月22日，王甲、姚甲之子姚乙在B市中心医院进行常规体检，后于2016年1月26日又在B市中心医院门诊就诊，病历记载“主诉：头痛一周；初步诊断：头痛原因待查，建议完善头颅CT”，后姚乙并未在B市中心医院进行颅脑CT检查。

2016年2月9日9时，姚乙因头痛到甲医院就诊，病历记载“主诉：头痛半月；初步诊断：头痛原因待查：紧张性头痛？治疗意见：1、头CT；2、氟桂利嗪1mg po qn。姚乙于当日在甲医院进行颅脑螺旋CT扫描，影像提示，“各层面脑实质未见明显异常密度区，脑室系统未见明显异常，中线结构居中。未见明显异常。”

2016年2月11日22时许，姚乙又因头痛呕吐被紧急送至甲医院，病历记载“体检：中度昏迷，双瞳孔不等大，光反射迟钝，有咖啡渣呕吐物；初步诊断：1.脑出血；2.消化道出血。”

当晚23时头颅CT显示：左侧颞顶叶血肿，大小约5.1cm×8.2cm，中线结构受压右移约1.5cm。2016年2月11日23时25分病历记载：“头痛4天，加重1天，昏迷3小时。患者四天前出现头痛，无恶心呕吐，于2月9日于我院就诊行CT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今日仍上班工作，中午上班时感头痛加重，仍坚持上班，下午头痛剧烈，伴恶心呕吐，呕吐物有胆汁样液体，并神志模糊，回家后不愿言语，卧床休息。于3小时前恶心、呕吐、昏迷，家属拨打‘120’送至我院，急诊行头CT检查提示，“脑出血”。为进一步治疗，收入我科。

检查：血压：129/57mm/Hg，中昏迷，双侧瞳孔4mm,对光反射消失，刺痛上肢稍屈曲，双下肢背伸，右侧病理症阳性。2016年2月11日我院头颅CT显示：左侧颞顶叶血肿，大小约5.1cm×8.2cm，中线结构受压右移约1.5cm；初步诊断：脑出血、脑疝。”后姚乙于2016年2月12日3:30-6:00时在甲医院接受左颞部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手术。

2016年2月12日6:00时，术后首次病程记录“手术时间：2016年2月12日3:30-6:00：适才在全麻下行左颞部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返回ICU，转入时血压117/55mm/Hg，深昏迷，双侧瞳孔4mm，对光反射消失，四肢刺痛无反应，予以脱水、降颅压、护脑、抗感染、止血、促醒及对症支持治疗。”

“2016年2月12日9:00：深昏迷，双侧瞳孔4mm，对光反射消失，血压131/68mmHg,气管插管吸氧，四肢刺痛无反应。已行脑血管造影未见脑动脉瘤或血管畸形，已予手术治疗，术后予以脱水、降颅压、护脑、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

2016年2月13日0:10抢救记录“病人呼吸于昨晚23:50停止，急行机械通气。23:55自主心率180次/分左右，室上性心动过速，行胺碘酮处理，再告病危。2016年2月13日9:00：深昏迷，双侧瞳孔5mm，对光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呼吸机辅助呼吸。”

2016年2月13日11:15分，周主任医师会诊记录“出血原因考虑为血管炎病变导致出血，现深昏迷，有心跳，无自主呼吸，神经系统生理、病理反射均消失。”

2016年2月14日9:00病例记录“深昏迷，双侧瞳孔5mm，对光反射消失，呼吸机辅助呼吸，无自主呼吸。四肢刺痛无反应，生理病理反射均消失，现考虑脑死亡状态，继续原方案治疗。”

2016年2月14日15:00抢救记录“14:40分心电监护示急性心动过速，予电除颤一次，并予以胺碘酮转复，血压73/49mmHg左右，予以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继续原方案治疗。”

2016年2月15日3:45死亡记录“患者于2:00出现血压低，给予补液，升压治疗，效果不明显，于2:47出现心律下降，立即心肺复苏，于2:50恢复心率正常，但血压60/30mmHg左右，予以肾上腺素升压，维持心率，于3:15再次心率下降，立即行心肺复苏，于3:45无自主心跳、呼吸、双侧瞳孔散大至边，光反射消失，ECG呈直线，宣告死亡。死亡原因：脑出血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诊断：⑴脑出血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⑵应激性消化道出血。”

本案纠纷系医疗行为致人损害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侵权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根据有关规定，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予以调整。姚乙于2016年1月26日在B市中心医院门诊就诊，病历记载：“主诉：头痛一周；初步诊断：头颅CT”，后姚乙并未在B市中心医院进行颅脑CT检查，也并未在B市中心医院就诊治疗，B市中心医院按医疗常规开具检查项目但姚乙并未按医嘱进行相应的检查，故B市中心医院对姚乙的死亡后果没有过错，且王甲、姚甲变更诉讼请求后也未再向其主张权利，依法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姚乙后于2016年2月9日9时在甲医院就诊回家后，2月11日22时头痛呕吐，服用甲医院病历上开具的药物氟桂利嗪后，嗜睡，亲属查看时才发现呈昏迷状态，遂急送医。氟桂利嗪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瞌睡和疲惫。甲医院在2016年2月9日的门诊检查处置中，对姚乙的头痛原因未作出明确诊断，开具的氟桂利嗪仅为一般性的偏头痛的预防性治疗，而没有将病人留观做进一步检查、观察，以便及时处理（正如急腹症病人不能轻易开具止痛药物，以防掩盖真实病情，需密切观察一样）。姚乙在服用氟桂利嗪后，出现“嗜睡”，掩盖了颅内出血导致昏迷的真实症状表现，从而延误了送医治疗，甲医院在此诊疗过程中存在不当。该院病历反映，姚乙2月11日入院后，23时01分行颅脑CT检查，显示：“左侧颞叶、额叶脑出血，血肿形成，并少许硬膜大出血，脑肿胀，蛛网膜下腔出血，大脑镰下疝”，此时姚乙颅内情况已经十分明确，应抓紧时间行开颅手术治疗，但是，甲医院却认为先行脑血管造影，再考虑手术，直至2月12日1时行脑血管造影（结果未见动脉瘤和脑血管畸形），2月12日3时才进行手术，此举违反了医疗原则，延误了手术时间，对患者病情有不利影响，其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甲医院对鉴定意见提出了异议并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甲法医司法鉴定所在鉴定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重新鉴定的几种情形，不符合有关重新鉴定的规定，故对甲医院的异议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其重新鉴定申请，法院亦不予准许。鉴定机构对本案作出的鉴定意见程序合法、有理有据，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予以使用，故对其抗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以及相关司法鉴定意见，酌定由甲医院对王甲、姚甲因姚乙之死遭受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王甲、姚甲要求赔偿医疗费44285元，其中44281.18元有正规的医疗费票据证实，且都与甲医院的治疗不当，医疗过错有关联，故一审法院确认支持44281.18元；王甲、姚甲要求赔偿误工费500元（5天×100元），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王甲、姚甲主张护理费500元（5天×100元），计算错误，姚乙共住院5天，故法院依规支持护理费447.63元（2017年度A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32677元/年÷365天/年×5天）；王甲、姚甲主张死亡赔偿金587720元（2017年度A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9386元×20年），符合规定，法院依规予以支持；王甲、姚甲主张丧葬费25707.5元（2017年度A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1415元÷2），符合规定，法院依规予以支持；王甲、姚甲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到本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支持精神抚慰金40000元；王甲、姚甲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20000元，本案事故造成姚乙死亡，其亲属为善后、办理丧葬事宜等必然要支出一定的费用，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结合王甲、姚甲提供的交通费等相关票据及死者近亲属人数、居住地等因素，法院酌定支持8000元；王甲、姚甲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400800元（2017年A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20040元×20年），王甲系单位退休职工，每月有退休金，姚甲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未提供已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据，不符合有关规定，故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王甲、姚甲因姚乙之死所致的损失共计706156.31元，依法应由甲医院承担除精神抚慰金之外的70%即466309.42元，加上精神抚慰金40000元，共计506309.42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甲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王甲、姚甲各项损失共计506309.42元；二、驳回王甲、姚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98元，由王甲、姚甲负担3333元，甲医院负担2665元。鉴定费13000元，由王甲、姚甲负担3900元，甲医院负担9100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不服，均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