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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切除术是肝细胞癌(HCC)患者获得长期生存最重要的外科手段之一。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的飞速发展,多学科诊疗(MDT)下的围手术期管理进展频出,进一步提升了肝癌患者的生存获益。
当地时间10月20-24日,临床肿瘤学术盛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在西班牙马德里隆重举行。ESMO年会作为全球肿瘤领域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国际盛会之一,汇集了世界一流肿瘤学专家,共同探讨先进治疗理念与前沿进展。肝癌领域多项研究成果也于ESMO年会上发布。
值此契机,本报特邀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主任陈敏山教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学术主任卢实春教授接受专访,详细解读肝癌围手术期领域研究数据、畅谈肝癌临床实践未来。以下整理访谈精粹,以飨读者。
陈敏山教授和卢实春教授访谈视频
Q1:陈教授,请您结合今年ESMO大会公布的HCC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谈谈目前可切除肝癌的围手术期治疗现状和挑战?
陈敏山教授:围手术期治疗,就是通过术前的新辅助治疗和术后的辅助治疗,来期望减少术后复发,提高生存率。
近年来肝癌的新辅助治疗也是领域内的研究热点,主要在术前采用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治疗等,希望能杀灭微小病灶或者缩小肿瘤,让手术更加彻底,使得术后的复发率明显减少。一般采用新辅助治疗的肝癌患者本身是可以手术切除的,但是术后复发率比较高。根据我们中心的经验,一般新辅助治疗的患者是有血管侵犯,就是有癌栓的,但是是分支癌栓;或者属于IIa期、IIb期的肝癌患者。
另外一种围手术期治疗的方法是术后辅助治疗,顾名思义,术后辅助治疗是做完手术切除后再进行补充性治疗,目的也是防止复发。跟其它恶性肿瘤不一样,肝癌的术后复发的病因有两个:一个是术后癌细胞还残留在里面,另一个是由于肝癌病因仍然存在。先说后者,比如说我们中国肝细胞癌80%以上都是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导致肝炎肝硬化产生肝癌的。手术切除以后,其实病毒仍然残留在肝细胞核里面,通过抗病毒药物治疗可能难以清除。这种病毒造成的复发一般都发生在肝癌手术后的一年或者两年以后,我们叫做多中心的复发。对于这种多中心的复发治疗,需要提高免疫能力,进行抗病毒治疗,护肝治疗,减少炎症。而我们一般所说的肝癌术后辅助治疗大部分是针对第一种的治疗方式,可能做完手术后有微血管癌栓的形成,导致术后的残留,过了一年内复发,进行抗肿瘤治疗。但是很可惜的是,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有效的术后辅助治疗的方法。很多中心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其实我们中心在1994年就在《中华肿瘤杂志》发布了一个术后栓塞化疗减少术后高危病人复发的研究报道[1]。临床共识是在术后微血管癌栓里做一次到两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不能做多。在我们以前的临床研究发现了肝动脉灌注化疗对于一些微小病灶的治疗比传统的栓塞化疗要好。所以我们中心的郭荣平教授、韦玮教授、李少华教授的团队,对采用肝动脉灌注化疗进行了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发现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研究发表在JCO杂志[2]。基于该研究结果,我们建议手术后做肝动脉灌注化疗两次。不能做的过多,因为做了过多可能不一定取得效果,而且还会损害肝功能,导致病人不能获益。
IMbrave 050[3]研究是在术后对高危复发的病人采用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T+A)的方案治疗一年,中期的研究报告得到了一个阳性结果。同时,基于无复发生存(RFS)的曲线,术后采用A+T辅助治疗推迟的是复发出现的时间,没有减少复发的绝对数量。而且让病人接受一年的治疗过程中,除了要考虑病人的安全性,还有费用的问题等。所以在真实世界临床研究里辅助治疗到底应该如何进行,仍需要更多研究给予解答。如前所述,肝细胞癌的复发原因有两个,目前的治疗大多只针对术后残留癌细胞的复发治疗,而大部分的肝细胞癌都合并不同程度的肝炎肝硬化,过多的药物治疗可能加重肝炎肝硬化,而使得病人不能获益。所以我觉得在临床的真实世界里面,术后辅助治疗还是应慎重再慎重。
今年的ESMO大会里面一共报道了两项围手术期研究以及三项辅助治疗研究。先看这2项围手术期研究。一项是小样本的Ib期研究[4],手术前进行了放射治疗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的治疗方案,目前入组了11例BCLC A期患者,肿瘤直径在1-6cm之间,术前放疗8Gy x 3 SBRT联合2个周期的PD-1,DCR达100% (RECIST: 1 PR, 6 SD; mRECIST: 1 CR, 2 PR, 3 SD, 1 CR+SD )。对于小于5公分,有点微血管癌栓或者分支癌栓的患者,这个治疗方案可能还值得进行研究。
另一个围手术期的研究是来自国内天津肿瘤医院正在开展的一个术前采用PD-1 单抗±仑伐替尼对于可切除肝癌的一个新辅助治疗[5],计划入选50例。这个研究的入选标准是可切除的肝细胞癌,这需要非常慎重,因为现在靶免联合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最高为30%,就是说可能只有1/3的这个病人能够看到肿瘤有缩小的倾向,而2/3的病人可能不一定达到部分缓解(PR)或者完全缓解(CR)。所以会不会让部分的病人因为肿瘤进展失去手术切除的机会?这个研究是值得磋商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期待这项探索性临床研究的结果。
今年ESMO报道的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主要是两项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6,7]研究,一项是探索性采用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再联合PD-1单抗,对切除术后伴复发风险患者进行术后辅助治疗。该研究已入组72例,正在随访中。个人好奇这么强的辅助治疗能否平衡和保障患者获益和肝功能不受损害。另一项是探索PD-1联合干扰素-α,估计该组合的安全性比较好,而且PD-1是抗肿瘤的,而干扰素有可能是既能够抗肿瘤,又能够对抗病毒的,那么这种结合有可能能够同时针对术后复发两种机理都能够针对性进行治疗。
总体来说对于新辅助的治疗,本人觉得还是要慎重的。因为新辅助治疗是可手术切除的,如果通过新辅助治疗,导致这个病人从可手术变成不可手术切除,那么病人就不获益了。同样术后辅助治疗也是需要慎重的,因为过多、过长的术后治疗可能会损害肝功能。所以我们既鼓励在临床上不断地进行探索,也要在真实世界里面针对不同的病人进行合理的选择,不能一刀切的进行过多的治疗,就导致了病人不能获益,而治疗又变成一个过度的治疗了,这是要非常慎重的。
Q2:请您结合今年ESMO大会公布的转化治疗研究的情况,谈谈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转化治疗的现状与进展?
卢实春教授:由于肝癌起病隐匿,大多数患者诊断时就已经是中晚期,无法根治性切除。对这部分患者而言,非手术局部治疗(比如TACE治疗、HAIC治疗等)和系统治疗是目前常用的治疗方式。但无论是单一的局部治疗或系统治疗,还是两者的联用,本质上都不是根治性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的根治和长期生存仍存在很大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肝癌转化治疗指的是使用局部治疗和/或系统治疗,使中晚期初始不可切除的肝癌转为可切除肝癌,其目标在于使患者获得根治性切除的机会,从而实现更好的总生存获益[8]。从上个世纪国内外基于局部治疗的个案、经验性转化,到如今基于现代靶免为基础方案的系统性转化,我们正在一起见证并推动肝癌转化治疗的系统化发展进程。
在晚期不可切除肝癌患者中,局部治疗的转化成功率主要在5%~30%之间,虽然相较TKI单药(如索拉非尼)更具潜力,但临床疗效仍然不够令人满意[9]。
近年来,靶向药物和免疫药物蓬勃发展,尤其是两者的联用显示出了高于以往的ORR和生存获益,给肝癌转化治疗带来了更多可能性。目前,有关靶免联合转化治疗的探索多见于小样本回顾性临床研究,纳入的患者以BCLC C期为主,ORR在23.3%-53%之间,而转化成功率的跨度也比较大,在10%-51%之间[10-13]。
我们团队近年来也持续在开展靶免联合转化序贯外科治疗的前瞻性探索,今年9月份在《肿瘤免疫治疗杂志》(JITC)报道了56例患者的II期临床研究结果,主要终点转化成功率达到55.4%,基于mRECIST标准评估的ORR为53.6%,转化成功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15.1个月 vs 4.5个月,p=0.004)和总生存(OS,36.0个月 vs 14.9个月,p=0.004)明显长于转化失败组。而且,Cox回归分析显示成功转化是有利于P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14]。今年的ESMO中,我们进一步报道了100例扩展队列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946P)[15]。在纳入的100例患者中,基于mRECIST标准的ORR为54%,DCR为77%。基于影像学的转化成功率为51%,与II期研究结果差异不大。其中,47例(47%)患者接受了手术切除。中位随访17个月时,所有患者的中位OS为25个月,转化切除组和未转化切除组的中位OS分别为未达到和15个月。转化切除组的中位RFS为25个月,未转化切除组的中位PFS为7个月。安全性方面,83%的患者经历了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其中28例(28%)为三级TRAE。可以看出,在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后,靶免联合在肝癌转化治疗方面无论是转化成功率还是长期的生存结局,数据均可重复,都能有较为稳定的获益,且整体安全性良好,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靶免联合方案的价值及其在转化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今年ESMO中,另一项转化研究报道了靶免联合HAIC转化治疗的回顾性研究结果(1002P)[16]。该研究应用替雷利珠单抗联合TKI和FOLFOX4-HAIC,在31例不可切除肝癌患者中,基于mRECIST评估的ORR为93.5%(29/31),其中61.3%达到完全缓解,疾病控制率(DCR)为96.8%(30/31),中位至缓解时间(TTR)1.35个月。转化成功率达到77.4%(24/31)。到数据截止时,实际的转化切除率为29.0%(9/31),切除标本显示病理完全缓解率66.7%(6/9),中位PFS和中位OS均未达到。安全性方面, 61.3%的患者发生了三级TRAE。回顾既往研究数据,在靶免基础上加上局部治疗在ORR方面似乎有更高的潜力,mRECIST评估的ORR普遍超过60%,转化成功率普遍可达到22%~60%[17-27]。此项研究结果与先前趋势一致,再次提示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联合应用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以靶免为基础的方案,加或不加局部治疗,均取得了可观的转化疗效。对于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而言,靶免治疗已是多个指南推荐的规范化一线治疗方案。将其用于不可切除肝癌患者转化治疗,在为患者提供根治性切除可能的同时,并不会导致转化失败患者失去从标准治疗中获益的机会。因此,新近的在晚期肝癌患者中开展的转化研究多采取靶免为基础的方案作为治疗手段。在转化治疗过程中,我们团队将转化时长设定为48周,也就是说患者在一年内达到切除条件,均可视为成功转化。考虑到不同患者靶免治疗起效时间存在差异,足够长的疗效观察窗口将有利于更多患者获得转化切除机会,从而延长生存获益。我们团队既往治疗的患者中,也有在用药近一年实现成功转化的案例。
当然,由于不同研究的纳入人群特征、转化成功定义以及对可切除性的评估等存在差异,且现阶段缺乏头对头的对比研究,靶免转化治疗的长期生存获益仍有待更大样本、更长随访期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来进一步明确,局部治疗的加入对于转化率提升和远期生存获益的影响也尚待进一步验证。在这个方面,中国学者们已经走在了探索的前列。
除了这两项研究外,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研究者报道了一项多中心倾向评分匹配转化研究(998P)[28]。该研究比较了经多种转化策略转化后切除的患者与初始直接切除的患者在OS和RFS等结局上的差异。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是,在转化切除的患者中,局部治疗的使用增加了肝切除术后肝功能失代偿的发生风险。从我们临床实践来看,治疗强度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TRAE发生风险上升,因此在做转化治疗方案选择时,根据患者实际状况平衡好疗效与安全性至关重要。比如,对于合并有门静脉主干或左右支主干癌栓的患者,在门静脉入肝血流受阻的情况下或应谨慎行局部治疗。
综合考量疗效和安全性等因素,在方案选择上,我们总体遵循“递进式的联合转化治疗(Progressive combination conversion therapy)”策略,即采取靶免联合作为首选转化方案,在第一次返院评估时,对于部分病灶响应不佳的患者再考虑联合应用局部治疗,以通过更大的治疗强度促使患者进一步转化。
Q3:作为外科医生,您如何看待未来HCC的外科围术期治疗?
陈敏山教授:围手术期治疗最关键是需要在一个多学科的体制上进行。所谓的肝癌的多学科治疗,就应该是以外科主导下,联合介入、药物、消融等等各个学科进行治疗。这种多学科治疗已经成为国际恶性肿瘤特别是肝癌治疗上的一个要求,每一个病人必须进行多学科的考虑,不能单一学科的单一反复治疗。以本中心肝癌的围手术期治疗为例,术前的新辅助治疗整个治疗过程中,外科医生必须全程参与,因为新辅助治疗的肝癌是可以手术切除的,如果在新辅助治疗过程中,发现了肿瘤效果不好,可能就要外科医生必须抓紧时间,在合理的时机进行干预性治疗。同样,术后辅助治疗也是如此。外科医生不仅仅考虑外科手术切除,也要考虑到如何术后合理的应用介入治疗、药物治疗对高危术后复发进行治疗,而不是盲目的术后全部都是长期的药物,反复多次的介入治疗来损害肝功能。所以我觉得肝癌的多学科治疗在围手术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反复强调。
卢实春教授: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探索,转化治疗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越来越被临床医生所认可。系统治疗±局部治疗在转化治疗中的应用已有多项研究证据,但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明确和统一的问题,比如最佳的转化方案与人群选择、长期生存获益的验证、手术切除的时机、切除术后的辅助治疗方案等。这些细节问题的明确对于未来更规范的推行转化治疗、提升潜在可切除肝癌患者的获益将大有裨益。我相信,随着证据的逐渐积累,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将为患者肝癌患者创造更多的生存希望。
陈敏山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 主任
中山大学肝癌研究所 所长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肝癌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肝癌分会 前任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外科学组 委员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 委员、肿瘤学分会肝癌学组 委员
2013~2016年中国名医百强榜
2014年首届“中山大学名医”
2015年、2018年岭南名医
2017年首届“广东好医生”奖
2018年荣耀医生专科精英奖肝病奖项
专注于肝癌临床多学科治疗研究,有着数千例肝癌切除术、肝癌射频消融术和肝癌介入治疗(TACE)的临床经验以肝癌多学科治疗和射频消融治疗研究为学术发展方向
卢实春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学术主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第九届委员
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
全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副总编
中华外科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编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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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R-Y. Mai, et al. 2023 ESMO, 998P.
注:仑伐替尼联合抗 PD-1 抗体在中国大陆地区尚未获批肝细胞癌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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