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本次会议主题“精准融合，创新致远”，叶定伟教授表示，当前泌尿肿瘤领域的循证医学证据不断丰富，临床治疗“武器库”持续扩充。以尿路上皮癌为例，免疫治疗和针对不同靶点的ADC类药物不断涌现，为临床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治疗选择。在此背景下，临床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强调靶点的精准选择，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合理应用ADC、免疫治疗等不同治疗策略。同时，叶定伟教授指出，如何优化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序贯，也是未来需要重点探索的问题。例如，在Nectin-4 ADC治疗失败后，能否进一步序贯TROP2 ADC、EGFR×HER3 ADC，或者根据不同药物的载荷特点进行治疗选择，从而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和治疗策略的合理衔接，使患者获得持续的治疗获益，值得深入研究。

因此，“精准”不仅意味着精准选择患者和治疗靶点，也意味着基于患者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治疗策略；“创新”则需要建立在规范、科学的临床研究基础之上，通过临床试验对新的治疗策略进行验证，并最终推动其转化为新的治疗方案。

通过多年研究和实践积累，叶定伟教授带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团队建立起“早筛-手术-综合治疗-临床研究”的梯度化、精准化诊疗体系，有效提升了泌尿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叶定伟教授表示，梯度治疗的核心，是在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推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治疗瓶颈，避免在临床实践中采用“千人一方”的治疗模式，而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分层，并采取更加精准的治疗策略。

从模式本身来看，该模式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从未来推广的可持续性及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角度来看，其同样具备良好的实践基础。以上海为例，目前开展的一系列精准检测，包括RNA检测等，部分项目已纳入医保。尽管目前不同医院的开展情况存在一定差异，部分医院已实现应用，另有部分医院仍处于准入阶段，但从未来发展来看，无论是经济可及性，还是医院精准诊疗中心、病理科及精准病理中心相关设备的配置与操作可及性，整体而言均已具备进一步推广和应用的条件。

在规范治疗方面，一些过去存在认知不足、临床接受度有限的治疗措施，也正在逐渐从“不可及”走向“可及”。以二次电切为例，这一治疗理念的推广不仅需要依靠指南，还需要加强医生和患者双方的认知，使患者充分认识到规范治疗的循证医学依据，以及其在降低复发和进展风险方面的价值。

叶定伟教授介绍，在其牵头开展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中，一些治疗策略最初并未得到所有中心的充分接受，但随着研究不断推进，相关治疗策略的临床价值逐渐得到验证，其在参与中心的接受度也随之提高，并收获了较高的患者满意度。这也说明，高质量、多中心临床研究不仅能够验证治疗策略，也能够促进新的诊疗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推广。

与此同时，创新药物及临床试验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叶定伟教授指出，过去部分患者及家属对临床试验存在一定误解，认为参加临床试验意味着“做小白鼠”。如今，现有治疗手段在临床中逐渐暴露出较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患者对临床试验的认知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将临床试验视为一种治疗机会。这种理念的转变，有助于推动更多临床研究积极、高效开展，加速创新药物研发及上市，并最终惠及更多患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药物进入临床，尿路上皮癌的治疗正在从单纯增加药物选择，逐渐转向对一线、后线以及围术期治疗的整体布局。对此，叶定伟教授认为，未来尿路上皮癌治疗模式可能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第一，治疗关口进一步前移，围术期治疗有望成为重要发展方向。2025 ESMO年会和2026 ASCO年会分别公布了EV-303、EV-304研究结果，围术期维恩妥尤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不适合铂类和适合铂类治疗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中均取得阳性结果。未来，新辅助治疗、手术及辅助治疗相衔接的全程治疗模式，有望成为新的治疗标准。

第二，精准分层将贯穿疾病治疗全过程。随着精准诊疗理念不断深入，ctDNA动态监测正在重塑辅助治疗决策，HER2等生物标志物检测也逐渐成为治疗决策的重要前置环节。

第三，后线治疗将逐步形成多路径序贯格局。随着不同靶点ADC及新型药物不断涌现，ADC耐药后的治疗选择将更加丰富。未来，包括ADC耐药后的化疗、不同靶点ADC之间的序贯以及新型药物的应用，都有望构建多层次的治疗策略，进一步拓展患者的治疗获益。

对于中国临床医生而言，实现国际循证证据向本土精准治疗策略的有效转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对此，叶定伟教授指出，在借鉴国际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充分结合中国患者的临床特点，重视HER2等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积极推进本土临床研究，兼顾药物的可及性和安全性。在此基础上，还应依托多学科诊疗（MDT）模式，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精准诊疗方案，进一步推动尿路上皮癌治疗从“有药可用”迈向“用得其所”，实现治疗策略与患者特征更加精准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