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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盼晓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撰稿
肺癌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作为呼吸系统领域的两大顽疾,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肺癌具有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的特点,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基因变异、环境因素刺激等多方面因素。而 COPD 则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主要由长期吸烟、有害气体及颗粒吸入引发,导致患者肺功能进行性下降。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肺癌与 COPD 共病的现象愈发普遍。当这两种疾病同时出现时,患者不仅要承受肺癌带来的肿瘤相关症状,如咳嗽、咯血、胸痛,还要应对 COPD 导致的呼吸困难、咳痰等问题,病情交织使得诊疗难度大幅提升。相较于单一疾病患者,共病患者的预后情况明显更差,死亡率显著升高,同时频繁就医、长期治疗也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医疗负担。因此,对肺癌与 COPD 共病情况展开深入研究与创新探索迫在眉睫,这对于精准优化治疗方案、有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降低死亡率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COPD 的炎症以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 T 淋巴细胞浸润为特征。这些炎性细胞在 COPD 患者的气道中大量聚集,持续释放炎性介质,引发气道壁的慢性炎症反应,导致气道结构重塑和功能障碍。而肺癌的发生发展也与慢性炎症微环境密切相关。在长期的炎症刺激下,肺部细胞的 DNA 更容易受到损伤,细胞周期调控失衡,进而增加了肺癌发生的风险。最新研究发现,COPD 中持续激活的核因子 -κB(NF-κB)通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NF-κB 通路激活后,不仅促进 COPD 气道炎症,还可通过上调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 6(IL-6)等。TNF-α 可诱导细胞凋亡、调节免疫反应,当其在肺部微环境中浓度升高时,会改变周围细胞的生存环境,为肺癌细胞的增殖、存活和转移创造有利条件。IL-6 则能激活 STAT3 信号通路,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同样为肺癌细胞的恶性行为提供支持。同时,肺癌细胞分泌的某些因子又可反馈性地加重 COPD 的炎症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例如,肺癌细胞分泌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能增加气道血管通透性,使得血液中的炎性细胞更容易渗出到气道组织中。这些渗出的炎性细胞进一步释放炎性介质,促进炎性细胞渗出,进一步恶化 COPD 患者的气道炎症,使得 COPD 病情愈发严重,而恶化的 COPD 环境又可能进一步促进肺癌的发展。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作为前沿的遗传学研究手段,为深入探索肺癌与 COPD 共病的遗传机制开启了全新视角。在复杂的人类基因组图谱中,研究人员通过大规模样本分析与精准定位,发现了一系列与两者共病显著相关的基因位点变异。其中,位于 15 号染色体上的 CHRNA3/5 基因簇备受瞩目。该基因簇编码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亚基,宛如一把 “双刃剑”,深度参与烟草依赖形成以及肺癌、COPD 的发病进程。在烟草燃烧释放的众多致癌物入侵人体时,携带特定 CHRNA3/5 基因突变的个体,其细胞防御机制仿佛出现了漏洞,对致癌物的敏感度大幅提升。这些个体的呼吸道上皮细胞在致癌物的持续刺激下,炎症反应不断加剧,使得患 COPD 的风险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细胞内的基因突变累积,正常细胞的增殖与分化调控失衡,罹患肺癌的几率也随之呈几何倍数上升。
此外,MUC5B 基因启动子区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也逐渐走入科研人员的视野。MUC5B 基因在呼吸道黏液分泌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启动子区的 SNP 改变了基因表达调控模式,进而影响黏液的质与量。研究表明,该 SNP 与肺纤维化、肺癌及 COPD 的发生发展紧密相连。在共病患者群体中,携带特定 MUC5B 基因 SNP 的个体,肺组织微环境更易趋向纤维化,炎性细胞浸润增多,气道重塑进程加速,这一系列病理改变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疾病进展,使其成为肺癌与 COPD 共病的重要遗传因素之一。
影像学检查在肺癌与 COPD 共病诊断中至关重要。传统的胸部 X 线和 CT 仅能提供形态学信息,对于早期共病的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有限。影像组学通过对医学影像进行高通量特征提取和分析,可挖掘出肉眼难以察觉的影像学信息。在肺癌与 COPD 共病诊断中,影像组学可基于 CT 图像提取纹理特征、形态特征等,构建预测模型。例如,通过分析肺实质的异质性、支气管血管束的形态等特征,能有效区分单纯 COPD、单纯肺癌以及两者共病患者,提高早期诊断的准确性。有研究表明,影像组学模型在肺癌与 COPD 共病诊断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可达 0.85 以上,显著优于传统影像学诊断方法。
液体活检作为一种无创或微创的检测方法,在肺癌与 COPD 共病诊断中展现出巨大潜力。其中,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可通过捕获外周血中的肿瘤细胞,为肺癌诊断提供直接证据。在共病患者中,CTC 的数量和特征与肺癌的分期、预后相关,同时也可能反映 COPD 对肺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此外,检测循环肿瘤 DNA(ctDNA)中的基因突变,如 EGFR、KRAS 等,不仅有助于肺癌的精准诊断和靶向治疗选择,还能监测疾病进展。研究发现,在肺癌与 COPD 共病患者中,ctDNA 的甲基化模式与单纯肺癌患者存在差异,有望作为共病的诊断和预后标志物。
对于肺癌与 COPD 共病患者,传统的化疗方案因患者肺功能差、耐受性低,往往效果不佳且不良反应严重。近年来,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为这类患者带来了新希望。在共病患者中,若肺癌存在特定驱动基因突变,如 EGFR 敏感突变,使用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可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且相较于化疗,对肺功能影响较小。同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等)在肺癌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疗效。在共病患者中,免疫治疗虽可能存在一定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但合理选择患者并密切监测,可在有效控制肺癌的同时,尽量减少对 COPD 病情的影响。一些研究尝试将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联合应用于共病患者,初步结果显示出良好的协同抗肿瘤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策略。
鉴于肺癌与 COPD 共病患者肺功能严重受损,生活质量差,肺康复与姑息治疗的整合至关重要。肺康复通过运动训练、呼吸肌锻炼、健康教育等综合措施,可改善患者呼吸困难症状,提高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在共病患者中,早期实施肺康复可减轻 COPD 的症状负担,增强患者对肺癌治疗的耐受性。同时,姑息治疗从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维度为患者提供支持,缓解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将肺康复与姑息治疗有机结合,贯穿于共病患者治疗的全过程,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整体生存质量,体现了 “以患者为中心” 的治疗理念。
肺癌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共病是一个极为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与生活质量。随着科研的深入,对共病机制的探索不断加深,为新的诊断技术与治疗策略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在共病机制方面,炎症通路的交互错综复杂,多种炎症因子在肺癌与 COPD 的发病进程中相互影响、协同作用,持续破坏肺部微环境;遗传易感性关联也逐渐明晰,特定基因的突变或多态性,可能使个体对这两种疾病的易感性显著增加。在诊断领域,影像组学通过对肺部影像进行深度挖掘与定量分析,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共病患者肺部的细微病变特征,辅助早期诊断;液体活检凭借检测血液、痰液等样本中的肿瘤标志物、循环肿瘤细胞及游离 DNA 等,为共病诊断开辟了新路径,具有微创、可重复的优势。治疗策略上,联合靶向与免疫治疗的应用,为患者带来了新的生机,靶向药物精准作用于肿瘤细胞的特定靶点,免疫治疗则激活机体自身免疫系统对抗肿瘤,二者联合有望取得更好疗效;肺康复与姑息治疗的整合也不容忽视,肺康复通过运动训练、呼吸肌锻炼等方式,改善患者呼吸功能与运动耐力,姑息治疗则侧重于缓解患者的症状、减轻痛苦,提升其生活质量。然而,当前仍存在诸多亟待攻克的问题,共病机制虽有研究进展,但部分关键环节尚未完全阐明,如炎症与肿瘤发生发展间更为精细的调控机制;精准预测模型也有待完善,以更准确地预估疾病进程与治疗反应;治疗方案在疗效、安全性及患者耐受性等方面也需进一步优化。展望未来,肺癌与 COPD 共病领域的发展,迫切需要多学科团队,如呼吸内科、肿瘤科、影像科、康复科等紧密协作,开展大规模、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从而推动该领域持续创新,为共病患者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疗手段,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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