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龄所投身的世界，是一个涉及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原生物学、免疫学等各基础医学学科的繁复世界。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一切医疗诊断行为，包括了解疾病病因、明确发病机制、研究发展规律，都离不开病理的帮助。而对比世界，中国病理学科的发展其实还不足百年，王泰龄，正是时代浪尖上的领军人物。

【医者】王泰龄

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首任主任

中国肝脏病理奠基人

2020年的中国病理年会现场，因王泰龄的出现而短暂沸腾。

这一天，王泰龄将要接受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为她颁发中国病理学界的最高荣誉。

上台时，她忘掉了前一晚精心准备的发言，这在她过往的人生中从未发生过。

这一年，王泰龄93岁，仍然舍不下这份本职工作。

为了方便去医院，王泰龄把家安置在距离中日友好医院不到一公里的宿舍楼内，每天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习惯，步行到医院上班。

退休后的第24年，王泰龄每天的工作时间依然高达12个小时，这些时间被分配给需要会诊的疑难病例、饱受困扰的临床大夫、以及全国渴求获知的进修医生。

病理，是疾病的道理。在人类裸眼无法企及的微观世界中，细胞悄无声息地记录着生命体与疾病反复博弈、交手的经过。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浮现出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遭到了何种疾病的攻击？又如何抗争？最终转向什么命运？而这样的故事，便是病理。

然而，如此一幕，在新中国成立前，却是难得一见。年轻时的王泰龄，也并不知道，自己会何时撞入病理的世界。

1944年，17岁的王泰龄从北京慕贞女子中学毕业，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成为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这一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到最后阶段，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民族的苦难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他们渴望改变，并相信科学。王泰龄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用手术刀解除病痛。

1948年，王泰龄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住院医生，她仍旧没有放弃握手术刀的想法，希望能去妇产科。而当时的妇产科主任，正是林巧稚。

林巧稚，曾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医生，也是第一位中国籍女妇产科主任。王泰龄在妇产科遇到林巧稚时，林巧稚已经做了19年的妇产科医生，她要求妇产科医生一定要先做一年的病理，自己手术结束后，也会第一时间去看病理。林巧稚对病理的重视，让年轻的王泰龄，第一次见识到病理的厉害之处，也让她更加确定，如果不能对疾病做出正确诊断，技术再高明的医生也有可能害死他的病人。而看懂病理，或许就是扭转悲剧的关键。

然而此时，以病理解剖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就像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全国投身从事病理解剖工作的，还不足五十人。此时，王泰龄在病理系的老师胡正详教授，正在为没有足够的病理医生而发愁。

到了1950年，王泰龄毕业，她没有选择妇产科，而是留在了病理科。两年后，年仅25岁的王泰龄成为一名病理讲师，她作为胡正详培养出的第一个学生，协助老师开展病理师资培训工作。

您可能无法想象，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局面，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在当时，全国预期人均寿命，不足35岁。1949年，江西一个超过4000人的村庄，因血吸虫病危害，仅剩2人存活。而当时的人们，对于血吸虫病的致病原因可以说一无所知，想要破解迷雾，找到不明原因疾病的发病原因、致死危害，这，亟须病理科的介入。

在加强人员培训的基础上，北京市各大医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建立病理科。与北京的一片火热不同，1953年，日本撤走了在中国的日方专家，当时的第一军医大学，也就是后来的白求恩医科大学急缺人手。有人向王泰龄征询意见，希望她能北上施以援手。

当时，王泰龄的父亲已远在英国，哥哥王宝恩忙碌于医院的工作，平日里只剩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在北京相依为命。26岁的王泰龄几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踏上开往长春的火车，她满怀憧憬，也做好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准备。然而，到达长春后，等待她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尸检率高达60%到70%，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超越。王泰龄到达长春后，为建设病理科开展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尸检。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那样的时期，饱受疾病所扰的中国人民，对医学进步做出了最大的支持。

时光划过，王泰龄在长春用了整整30年，将白求恩医科大学三个附属医院的病理科，建成了重点科室。直到1984年，已经57岁的王泰龄，再次选择离开。

1984年，北京的医学界正发生一件大事。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与中国签署了援建医院的合作项目，这就是今天的中日友好医院。这所现代化的国际医院，硬件设施已达到当时国际的领先水平，时任第一任院长的辛育龄决心大力发展外科。而外科的发展，离不开病理科的病理诊断，辛育龄派副院长印会河教授，亲自前往长春找到王泰龄。

如同三十年前一样，王泰龄再次简单地打包行李，告别家人，一个人回到了北京。

迎接王泰龄的，是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奔涌，医疗界硬件设施和诊疗条件的改善逐渐显现，许多曾经困扰着中国医者的难题被一一攻克。但，仍有一些打击，让医者措手不及。

《黄色龙卷风-上海甲肝大流行采访纪实》中写道“最先受到冲击的是肝炎门诊。那黄黄的皮肤、黄黄的眼珠，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医生面前。大军压境，肝炎门诊的老弱病残似乎已经招架不住。甲肝！甲肝！甲肝！在病人的病历卡上，医生们不断重复地写着这几个字。病床！病床！病床已成为要活命者的方舟，传染病的敏感的神经却麻木着。”

肝病不仅威胁着中国，它同时也是世界级的难题。因病因复杂，长久以来，国际上只把慢性肝炎按照疾病的发展规律分为两类。然而随着对病理解剖和医学经验的积累，各国的医学家都不再认同这样简单粗暴的分类，纷纷开始尝试重新梳理，并按分期分级的理念进行诊断治疗。

1994年，王泰龄的哥哥，时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的王宝恩，参加了一场国际会议并带回一个消息，国际肝炎分型要重新调整。王宝恩认为，中国的肝炎分型也必须做以修正，这一点，与王泰龄的想法不谋而合。

此时，正是中日友好医院各科大力发展的时期，感染科积累了大量的肝脏穿刺。这些肝穿得到的病理资料，成为王泰龄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她开始迅速着手将这些肝脏病理进行分类。然而，国际医疗界的动作更快，同年9月，国际上就废止了过去的肝炎分类。

此时，以王泰龄为代表的中国病理学家们，联手临床等各个学科的专家一起，以几乎不可能的速度拿出了中国本土的《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很快在全国开始实行。这场快速有效的行动，也推动着中国病理科跻身世界前列。

1996年，69岁的王泰龄正式退休，但她并没有选择离开科室，继续把目光投向了肝脏病理领域，开展肝病理的深入研究整理。

2015年王泰龄又承担起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中病理诊断标准的制定工作，在制定过程中总结了10年的肝穿病理，力求密切结合临床并与国际接轨。

如今，已经93岁的王泰龄，仍旧步履不停，她体谅病人等待明确诊断的焦虑情绪，常说“不是我们不休息，是病人不休息”。

2003年至今，王泰龄已经积攒了8200份肝病理，这些病理几乎涵盖了临床会遇到的所有肝脏疾病，成为进修医生最宝贵的学习资料。如今，对这8200份肝病理进行归纳和整理，又成了王泰龄，最为牵挂的事。

来源：BTV医者（大型医学人文纪录片《医者》官方账号；账号主体：北京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