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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憩室病患者患癌风险会不会增加？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

2025-07-23作者：论坛报马山资讯

非原创

引言

肠憩室是肠黏膜层通过肌肉层薄弱区域向外突出形成的囊状结构，通常发生在结肠，特别是左半结肠。在西方国家中，60岁及以上人群肠憩室发病率高达60%，发成憩室炎的比率约5%。

研究表明肠憩室病（diverticular disease, DD）的发生与肠道菌群有关，变化的肠道菌群有促炎和致癌作用，另外发生DD的其他部分高危因素同时也是非肠道恶性肿瘤的高危因素。但是目前关于DD患者发生恶性肿瘤风险的数据仍然有限，为此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通过使用丹麦全国范围内的医疗数据进行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旨在评估DD患者发生恶性肿瘤的风险，并通过计算标准化发病率比（SIRs），以比较DD患者与普通人群发生恶性肿瘤的差异。为了避免纳入在DD诊断时已存在的恶性肿瘤，研究仅纳入DD诊断后超过一年确诊的恶性肿瘤。这项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DD及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从而制定更加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策略。

一

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包括丹麦国家患者登记处（DNPR）、丹麦癌症登记处（DCR）以及丹麦民事登记系统（CRS），共分三组：手术组、住院组（无手术）和门诊组。对于接受手术治疗的DD患者，是指与DD诊断日期相隔不超过30天的相关腹部手术。恶性肿瘤被分为胃肠道恶性肿瘤和非胃肠道恶性肿瘤。非胃肠道恶性肿瘤进一步分为：1) 吸烟相关的恶性肿瘤（肺、肾、咽喉等）；2)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淋巴瘤、白血病等）；3) 免疫相关的恶性肿瘤（宫颈、皮肤等）；4) 激素相关的恶性肿瘤（乳腺、卵巢等）；5) 肥胖相关的恶性肿瘤（胰腺、食管等）。

研究使用以下协变量：首次DD诊断时的年龄、性别、年份以及在DD诊断时的合并症（如1型和2型糖尿病、肥胖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肌梗死、中风和静脉血栓栓塞）。根据协变量对DD患者进行特征描述，然后从首次记录开始跟踪患者，直到患者首次发生癌症、死亡、移居国外或研究期结束（2019年12月31日）或达到20年随访期限。

研究使用Aalen-Johansen估计器计算恶性肿瘤累积发病率，使用标准化发病率比（SIRs）评估相对于一般人群的相对风险，同时又根据性别、每五年一个年龄段和诊断年份（每五年一个时间段）进行分层，使用Byar近似法计算SIR的置信区间（CIs），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AS 9.4版本。

考虑到在整个研究期间DD诊断流程有所变化（早期主要是影像学，后期更多采用内镜），研究按DD诊断年份进行分层：1978-1998年和1999-2018。

考虑到2014年丹麦全国推行结直肠癌筛查对结直肠癌发生率的影响，研究按筛查日期进行分层：1979-2013年和2014-2019年。

考虑到DD诊断环境对恶性肿瘤筛查的影响，研究对诊断环境进行分层：医院环境与门诊环境。

考虑到结肠镜检查可以通过息肉切除术降低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对是否进行结肠镜检查进行分层。

二

研究结果

研究共纳入200,639名DD患者，其中56%为女性，并进行了中位时间为5.3年的随访（表1），34,577名（17.2%）为手术组，87,506名（43.6%）为住院组（无手术），78,556名（39.2%）为门诊组，3,145名（1.6%）为憩室穿孔，合并症发生率约为5%（表1）。2013年至2018年间确诊的DD超过30%，DD诊断后三个月内进行结肠镜检查平均占比约50%，从1978年至1998年占比16%，1999年至2018年占比68%（表1）。

表1

DD后的恶性肿瘤绝对风险

在随访期间，共有20,498名（10.2%）患者被诊断恶性肿瘤（表2），DD诊断后1至20年发生恶性肿瘤的绝对风险为18.8%（95% CI：18.5%-19.0%）。所有恶性肿瘤类型中，结直肠癌、肺癌、支气管和气管癌、乳腺癌、前列腺癌以及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存在绝对风险（表3）。对于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吸烟相关恶性肿瘤具有最高的绝对风险，而在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中，免疫相关恶性肿瘤具有最高的绝对风险（表4）。

表2

DD后的恶性肿瘤相对风险

胃肠道恶性肿瘤的整体标准化发病率比（SIR）为0.90（95% CI: 0.88-0.93）（表3），这一降低的SIR主要由结直肠癌的风险降低所导致，特别是在远端结肠和直肠（表3），近端结肠癌的风险基本上与普通人群相同，研究还观察到小肠、胃、胰腺、食道、肝脏、胆囊/胆管以及肛管恶性肿瘤的相对风险增加（表3）。

在吸烟相关的恶性肿瘤中，肺癌、支气管和气管癌以及肾癌的相对风险最高。对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单核细胞白血病和恶性骨髓增殖性疾病的相对风险最高（表3）。免疫相关恶性肿瘤的相对风险仅略有增加，这主要是由于非黑色素瘤皮肤癌的相对风险增加，而宫颈癌的风险则有所下降。激素相关恶性肿瘤中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相对风险略有增加（表3），肥胖相关恶性肿瘤的SIR为0.95（95% CI: 0.93-0.97），这一降低的SIR同样是由结直肠癌风险的降低所导致的。

表3

三

分层分析

将DD诊断年份分为1978-1998和1999-2018两个时间段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1978-1998年间，绝对风险为16.4%（95% CI: 16.1%-16.8%），而在1999-2018年间，绝对风险上升至20.2%（95% CI: 19.7%-20.6%），相应的SIRs分别为1.07（95% CI: 1.05-1.09）和1.04（95% CI: 1.02-1.06）（表2），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DD患者患恶性肿瘤的风险略有增加。

在根据预定义的协变量进行分层后，上述模式仍然保持一致（表2）。在DD诊断前后三个月内接受过结肠镜检查的DD患者，在其DD诊断后的1至20年间，结直肠癌的风险明显降低，这表明早期检测和治疗对降低特定类型恶性肿瘤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而其他类型恶性肿瘤的风险无明显变化。

1.DD诊断年份分层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2.按结直肠癌筛查年份分层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将数据分为2014年前后两部分，探讨了结直肠癌筛查对结果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2014年后的相对风险估计值略低于之前，这可能反映了全国范围内的结直肠癌筛查计划有助于早期发现并治疗潜在的恶性肿瘤，从而降低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

3.按不同组别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当我们直接比较接受手术组的DD患者与住院组患者时，观察到吸烟相关恶性肿瘤的相对风险增加，胃肠道、血液系统、免疫相关以及激素相关恶性肿瘤的相对风险点估计值大约为1.0，我们将接受手术组与门诊组进行比较时，发现胃肠道、血液系统及吸烟相关恶性肿瘤的相对风险增加（表4）。

表4

4.按DD诊断环境分层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根据DD诊断环境（住院或门诊）进行了分层，结果显示门诊诊断的DD患者的相对风险估计值略低，这可能表明不同诊断环境下的医疗监控强度差异对恶性肿瘤风险评估有一定影响。

四

结论

这项研究强调了结肠镜检查在减少DD患者特别是远端结肠和直肠部位癌症风险中的重要作用。结直肠癌风险的降低很可能是因为DD患者更有可能接受结肠镜检查和息肉切除术。此外，对于近端结肠癌而言，尽管DD患者的总体风险并未显著低于普通人群，但这也提示了在临床实践中应更加关注近端结肠区域的监测，以确保早期发现潜在的癌变。

这项研究揭示了在诊断为DD之后，除结直肠癌之外的几种恶性肿瘤类型的长期风险增加。这可能通过以下机制来解释：1.慢性全身炎症：患有严重DD的患者可能存在慢性全身炎症，这种炎症与多个部位的癌症发生有关；2.共同危险因素：比如吸烟是穿孔性憩室炎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吸烟相关的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

尽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1.编码限制：可用的诊断代码不能区分憩室病、憩室炎或憩室出血。2.无症状特性导致的漏诊：由于憩室病通常是无症状的，本研究很可能遗漏了大量的DD病例。3.缺乏生活方式数据：丹麦国家患者登记处（DNPR）缺乏关于饮食、肥胖、体力活动不足、求医行为、免疫抑制药物使用及吸烟等生活方式因素的数据，这些因素已被证明与DD及其多种恶性肿瘤的风险正相关。

作者：郭静会

来源：宜山论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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