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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2016年我国肝癌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38.9万例和33.6万例，男性发病和死亡病例数均约为女性的3倍[1]。归因于对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黄曲霉毒素食品污染等因素的有效控制，过去数十年我国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2]，但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仍然仅为12.1%(2015年)[3]。此外，目前我国肝癌所致的伤残寿命年仍然占全球肝癌负担的近半[2]。如何进一步有效降低我国肝癌疾病负担，仍是我国公共卫生和慢性病防控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肝癌筛查从2006年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个别项目点开始[4]，后陆续被淮河流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07年)和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12年)两个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纳入[5-10]。然而，相比结直肠癌等筛查更为成熟的癌种，肝癌筛查对肝癌死亡率的下降效果相对较低或存在争议，肝癌的筛查人群覆盖率仍相对较低[11]，因此，肝癌筛查工作仍处于持续探索中。考虑到肝癌筛查服务的可获得性、肝癌发生发展特点以及肝癌预后等因素，目前肝癌预防实践仍然需要普通人群筛查与高风险人群监测并重。
近年来国内团体推出多部肝癌防控相关指南共识，包括中华预防医学会肝胆胰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的《原发性肝癌的分层筛查与监测指南(2020版)》[12]、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的《原发性肝癌二级预防共识(2021年版)》[13]以及全国多中心前瞻性肝癌极早期预警筛查项目(PreCar)专家组的《中国肝癌早筛策略专家共识》[14]等，为我国肝癌防控提供了重要推荐，也分别提出了具体尚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为后续工作提供了重要方向。同时，我们比较各指南共识也注意到整体而言有以下现象：针对肝癌一般风险人群的界定信息有限，高风险人群界定存在差别，多未明确区分筛查和监测的概念，筛查方案及筛查时间间隔推荐有差异，缺少系统的卫生经济学评价证据推荐，筛查质控推荐有限等。
为了响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的要求，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委托，国家癌症中心牵头组织多学科专家和工作团队，应用国际规范的指南制定方法，基于最新研究证据和我国国情，关注关口前移，制定《中国人群肝癌筛查指南(2022，北京)》，以期为我国人群肝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参考，提升我国肝癌防控效果。
赫捷, 陈万青, 沈洪兵, 等. 中国人群肝癌筛查指南(2022，北京)[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2, 38(8): 1739-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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