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临床实际，刘启发教授指出，我国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的核心流行病学特征主要有2个：一是显著的地区性差异，这是我国CRE感染流行病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临床观察到，华中部分地区血液肿瘤患者的CRE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华南部分地区；二是耐金属酶菌株检出率相对较高，我国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中，耐金属酶菌株的检出率相对更高，这是我国CRE菌株类型与分子学特征的重要独特之处。刘启发教授也同时指出，针对地域差异及菌株特点的原因，尚无我国国内严谨、系统的科学调查数据支撑，需要进一步探索。

刘启发教授谈到，从2020版专家共识到2025版专家共识，之所以进行更新，主要原因及需要临床重点关注的点在于：其一，我国CRE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生了一定变化；其二，中国本土相关研究数据进一步充实，国内积累的CRE相关临床治疗数据更完整；其三，诊断技术的进步与新药的上市，为CRE 感染从诊断到治疗的精准化实施提供了更多客观依据。基于如上因素，共识进行了进一步更新。

在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诊疗中，检测是核心环节之一，主要包括酶的检测与敏感性检测。刘启发教授结合临床实际指出，当前，血液肿瘤患者中CRE的总体检出率不高，在病原菌检测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酶敏感性检测，难度则更大。因此，当前CRE感染治疗的临床数据，更多来源于经验性治疗实践。

落脚到临床具体诊疗，刘启发教授强调，经验性抗CRE治疗的临床实施主要基于三方面考量：一是患者既往是否存在 CRE感染病史；二是患者是否存在CRE定植（目前国内多数医疗机构已常规对血液肿瘤患者开展肛拭子筛查）；三是若患者接受常规经验性治疗但疗效不佳，且无其他可解释的原因时，需考虑CRE感染可能性，进而启动抗CRE经验性治疗。

随着诊疗技术的发展，目前酶检测领域已迎来技术突破。刘启发教授认为，当前国内已开展多种CRE快速检测技术，如新一代测序（NGS）技术，在酶的检测中已展现出显著优势，为临床诊疗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需注意的是，目前NGS技术在CRE检测中的应用仍缺乏大样本临床数据支持，临床价值与应用规范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诊疗中，降低CRE感染发生率与死亡率需从多维度综合施策，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刘启发教授指出，核心在于结合临床认知、防控管理与精准治疗，为高危患者个体化经验性治疗决策提供依据，具体可从以下方面考量：

一是强化CRE感染认知。近年来，血液科及非血液科临床医生对CRE感染的认知水平显著提升，相关诊疗指南的制定与推广进一步规范了临床实践，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导致的死亡率已控制在30%左右，但相较于血液系统疾病及其他疾病中的其他感染，CRE感染所致死亡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临床医生要进一步重视CRE感染，将“预防”与“控制”作为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诊疗的核心原则。

二是以“防”为前提，结合感染防控管理制定风险分层策略。“预防”是降低CRE感染风险、优化治疗决策的关键环节，需围绕CRE传染性特点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据此判断患者感染风险等级。刘启发教授进一步指出，主要的预防手段包括：隔离与环境管控（对于已发生CRE感染的患者，应安排相对独立的病房，减少传播风险）、医务人员操作规范（强化医务人员手卫生管理，将严格手卫生作为阻断CRE人际传播的核心措施）。

三是以“控”为核心，聚焦早期经验性精准治疗。对于高度怀疑CRE感染的高危患者，应尽早启动覆盖耐金属酶类病原体的经验性治疗。临床实践表明，从早期经验性治疗逐步过渡至特异性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死率，这一治疗逻辑需贯穿于治疗决策过程中——医生根据感染风险（如是否存在CRE定植史、是否暴露于感染环境）、临床症状（如发热持续情况）及常规治疗反应等综合判断启动抗CRE经验性治疗的时机与药物选择，确保治疗覆盖范围与患者个体风险相匹配。

血液肿瘤患者因疾病本身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叠加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带来的免疫抑制，以及长期住院、侵入性操作等都是CRE感染的高危因素。刘启发教授认为，相较于多黏菌素、替加环素等传统药物，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等新型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BLICs）的应用优势，更契合该类患者的特殊生理状态与治疗需求。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的毒性相对较低，需要注意的是，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对金属酶缺乏活性，在针对此类菌株的经验性治疗中，需强调联合使用氨曲南，以实现对金属酶阳性菌株的有效覆盖。

与此同时，刘启发教授也强调，要重视患者自身抗感染能力的恢复。他指出，若患者长期处于免疫功能低下或存在T细胞缺乏，即使应用特异性抗感染药物，也难以有效控制感染。因此，CRE感染的治疗需遵循“抗生素合理选用+患者自身抵抗力提升”的双轨原则，在规范使用抗感染药物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干预手段增强患者自身的抗感染能力。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患者是CRE感染的极高危人群，结合HSCT的不同类型（自体HSCT与异基因HSCT），刘启发教授强调，要在移植前筛查、移植中预防及感染后治疗环节明确防控重点，并制定差异化策略。

由于异基因HSCT患者术后常存在长期免疫功能不健全（如T细胞功能缺陷、免疫重建延迟），不仅增加CRE感染易感性，还会导致感染后治疗应答效率降低，进而提高死亡率；而自体HSCT患者因免疫功能恢复相对更快，感染风险与不良预后概率均低于异基因移植群体，这一差异是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的核心依据。针对HSCT 患者CRE感染防控的关键环节，刘启发教授也进行了详细拆解：

刘启发教授认为，从公共卫生视角来看，CRE的播散与抗微生物药物滥用密切相关。CRE的本质是病原微生物对特定抗微生物药物（碳青霉烯类）产生耐药性的表现，类似的，其他病原菌也可能对其他类别抗微生物药物出现耐药。这种耐药性的产生，与抗微生物药物的应用（包括细菌耐药、肿瘤治疗相关药物应用）存在密切关联，且需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当前，抗微生物药物不仅用于临床医疗，在水稻种植、棉花种植、水产养殖（鱼类）、畜禽养殖（鸡、鸭）等农业生产领域也广泛应用，而全球范围内抗微生物药物的普遍使用，必然会引发抗微生物药物滥用相关的耐药效应，导致耐药菌（包括CRE）的流行情况发生变化。

具体到血液肿瘤患者CRE感染的防治，刘启发教授强调要推动抗菌药物科学管理与临床诊疗深度融合，重点落实：

第一，规范临床抗生素使用策略。针对各类感染，首先给予适宜的经验性抗生素治疗，一旦通过病原学检测确诊具体病原菌，需立即转为个体化治疗。这一诊疗逻辑能有效降低包括CR在内各类耐药菌的发生率，是控制耐药曲线上升的关键环节；

第二，强化CRE传播防控，包括环境防控与医务人员操作规范；

第三，推动全社会协同参与。抗微生物耐药问题并非仅靠医务人员就能解决，需联合农业生产（种植、养殖领域）等社会各领域共同发力，从全球公共卫生视角正视抗微生物药物滥用带来的挑战，形成多层面防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