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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7-21日,2025 ESMO年会于德国柏林正式召开。在当地时间10月18日的转移性乳腺癌优选口头报告专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李曼教授就LBA研究“Sacituzumab tirumotecan (sac-TMT) vs investigator's choice of chemotherapy (ICC) in previously treated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ER2-negative (HR+/HER2-) breast cancer (BC): results from the randomized, multi-center phase 3 OptiTROP-Breast02 study”进行了口头报告。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樊英教授对该研究进行了深入解读,精粹如下。
专家访谈
OptiTROP-Breast02研究将在本次ESMO年会中以LBA形式报告,请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有何亮点?
OptiTROP-Breast02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我国自主研发的TROP2 ADC——芦康沙妥珠单抗,用于治疗HR+/HER2-晚期乳腺癌的疗效与安全性。
该药物在早期的OptiTROP-Breast01研究中,已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二线及以上治疗中显示出优于研究者选择化疗的无进展生存(PFS)期和总生存(OS)期获益。基于此,我们进一步在HR+/HER2-晚期乳腺癌人群中推进了OptiTROP-Breast02研究。
本研究纳入的患者均为经多线治疗失败后的晚期乳腺癌患者,包括内分泌治疗耐药、CDK4/6抑制剂进展,以及接受过一线至四线化疗。患者按随机分组,分别接受芦康沙妥珠单抗或研究者选择的化疗(包括艾立布林、卡培他滨、吉西他滨、长春瑞滨等)。研究主要终点为盲态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PFS。
截至2025年初的首次PFS分析结果显示,芦康沙妥珠单抗组的中位PFS期达到8.3个月,相较于对照组的4.1个月,提升近一倍,风险比(HR)为0.35,显示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及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的大幅降低。与同类原研TROP2 ADC药物戈沙妥珠单抗在HR+/HER2-晚期乳腺癌的Ⅲ期研究数据相比,本研究结果不仅不逊色,在数值上甚至更具优势。
在客观缓解率方面,试验组也显著提高,从对照组的24%提升至41.5%。总生存数据目前尚未成熟,但已观察到OS的获益趋势,当前HR为0.33,中位OS时间尚未达到。
在安全性方面,该药骨髓抑制及非血液学不良事件(如口腔炎、肺炎等)的发生率均较低,整体安全性良好,为中国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优质的原研治疗选择。
此外,该药物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项临床研究,有望对国际治疗格局产生影响。我们非常高兴OptiTROP-Breast02研究取得阳性结果,并获选ESMO大会LBA,这标志着中国原研药物再次获得国际认可,是我国创新成果走向世界的又一例证。
本研究旨在解决怎样的临床问题?研究结果对目前的临床实践有何指导意义?
尽管HR+/HER2-乳腺癌的治疗手段较多,但部分患者在经历内分泌治疗、联合靶向治疗乃至化疗后,病情仍会进展,最终发展为难治性晚期乳腺癌。多线治疗后常出现多药耐药,导致现有治疗的整体效果不理想,预后较差。即便后续使用化疗,其中位PFS期通常仅为3至4个月左右,临床疗效有限。
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此类患者的治疗效果并延长其OS期,成为当前临床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芦康沙妥珠单抗及相关临床研究的推进,为我国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选择。该药物不仅展现出优于现有治疗的疗效,同时具备良好的安全性特征,有助于支持患者实现长期维持治疗,并有望最终转化为OS期的获益。
总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克服多药耐药这一临床难点,为中国患者提供更多治疗可能,尤其是基于我国原研药物的新选择,对完善晚期乳腺癌治疗策略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局部晚期或转移性HR+/HER2-乳腺癌领域还有哪些尚未解决,需要继续探索的难题?
第一,耐药机制与后续治疗策略。目前,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是该类型患者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然而,部分患者存在原发耐药,疗效欠佳;即便是初始有效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后也常出现继发耐药。如何克服CDK4/6抑制剂耐药,并制定有效的后续治疗策略,是当前临床面临的重要挑战。INAVO120等研究探索联合使用PI3K抑制剂等靶向药物以增强疗效,例如在特定突变人群中联合PI3K抑制剂,显示出一定潜力。
第二,精准治疗的实施与推广。尽管HR+/HER2-乳腺癌在精准治疗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如针对PI3K/AKT/mTOR通路异常的患者使用相应抑制剂可改善疗效,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挑战:该类突变检出率仅约20%~30%,检测技术在我国普及度有限,检测质量参差不齐,以及靶向药物价格较高、可及性差。此外,如何准确把握从靶向治疗转向化疗的时机,目前亦缺乏明确标准,成为临床决策的难点。
第三,后线难治患者的治疗选择有限。对于多线治疗后进展的患者,现有治疗效果普遍不理想,可选方案较少。ADC药物如抗HER2 ADC与TROP2 ADC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新方向,但前者要求患者至少为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人群,对完全阴性患者无效;后者如芦康沙妥珠单抗虽显示出潜力,但不同ADC药物之间的合理排布与用药顺序尚未明确。未来仍需开发更多新靶点药物,以丰富后线治疗选择。
第四,治疗相关毒性的有效管理。随着各类新药不断涌现,其不良反应亦呈现多样化。例如,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可能导致代谢异常与皮肤黏膜反应;ADC药物常引起消化道症状或口腔炎等。系统化管理这些治疗相关毒性,是保障患者长期用药与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
第五,免疫治疗在HR+/HER2-乳腺癌中的探索。目前免疫治疗在该亚型中的应用空间有限,该类肿瘤通常被认为属于“免疫冷肿瘤”。未来能否通过联合策略或生物标志物筛选,拓展免疫治疗在此类患者中的适用人群,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乳腺病区主任
主任医师、硕导、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博士
2008-2009年英国Royal Marsden医院/ICR访问学者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科研创新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秘书长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青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乳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整合医学会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瘤多学科整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审阅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樊英
整理 | 中国医学论坛报 桂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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