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喉咽症状为主诉的 GERD诊治策略，既往存在定义模糊、喉咽症状与喉咽反流概念混淆、喉咽反流病诊断标准缺乏统一规范等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抑酸药物过度使用，且患者的临床获益有限。2025 年发布的《圣地亚哥共识 —— 喉咽反流症状和喉咽反流病》^[1]，由消化内科、耳鼻喉科、发音语言学等多领域的28名国际专家组成跨学科工作组联合制定，旨在规范喉咽症状（LPS）与喉咽反流病（LPRD） 的定义、诊断及管理流程。

该共识明确区分 “症状” 与 “疾病” 的定义：① LPS 特指咳嗽、声音嘶哑或音质改变、频繁清嗓、咽喉黏液过多（俗称 “痰多”）、咽喉疼痛或不适等系列症状，而癔球症、鼻后滴漏、口臭、嗳气等则未被纳入 LPS 范畴；② LPRD 的诊断需同时满足 “长期存在困扰性 LPS” 及 “存在客观反流证据” 两项核心条件。

诊断方面，该共识强调动态反流监测是 LPRD 诊断的关键参考依据及首选工具。对于 pH 阻抗监测结果，食管酸暴露时间（AET）＞6% 可作为 GERD/LPRD 的确诊证据。喉镜与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对明确器质性病变具有重要临床价值，但需要注意喉镜检查可能导致反流相关过度诊断，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则存在遗漏反流诊断的风险。

治疗层面，该共识提出应基于患者症状谱制定个体化管理方案，根据是否合并食管症状（烧心、反流、胸痛）采取不同的治疗路径（图 1）。同时，共识推荐以客观检查证据为导向实施精准治疗，以减少抑酸药物的过度使用。此外，共识强调病理生理学机制导向治疗的重要性，提出喉高反应性与过度警觉可能是 LPS 形成的关键病理生理机制，并推荐喉部再校准疗法（LRT）、神经调节剂和（或）认知行为疗法等靶向干预措施。关于抗反流手术在以喉咽症状为主诉 GERD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目前仍存争议，但今年发表的一项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腹腔镜下抗反流手术可显著缓解 GERD 相关咳嗽症状^[2]。

图1  喉咽症状患者诊治流程（圣地亚哥共识）

综上，以喉咽症状为主诉的 GERD 近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诊治流程的规范化及治疗方案的循证医学证据正逐步完善。

此外，一些新兴的GERD亚型在2025年也备受关注。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 RAs） 是目前治疗 2 型糖尿病和肥胖的热门药物，其延迟胃排空的作用可能增加GERD的发病风险。一项随访时长3年的糖尿病人群队列研究显示，相比使用SGLT-2抑制剂的患者，使用GLP-1 RAs的患者发生 GERD 风险升高 27%，GERD相关并发症风险升高 55%，这提示临床医生需警惕GLP-1 RAs 相关 GERD 风险，及时制定防治策略^[3]。2025年，《美国胃肠内镜学会胃食管反流病诊断与管理指南》更新，除了规范内镜下抗反流手术的指征，还特别提到袖状胃切除术后新发GERD患者的处理^[4]。该指南提出，未来还需明确非典型症状为主诉的GERD、内镜下肌切开术后GERD的管理策略^[4]。这说明新兴GERD的亚型可能是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

功能性管腔成像探针（Functional Luminal Imaging Probe, FLIP）成像技术是近年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新型检查手段。该技术能够实时评估食管管腔横截面积、食管扩张性（即横截面积与扩张压力的相关性）及食管体部收缩模式，并生成直观的 3D 地形图，尤其适用于 HRM 结果不确定、测压表现与临床症状不符的患者。此外，FLIP 可特异性评估食管对扩张刺激的继发性蠕动反应，这一功能是 HRM、内镜等传统检查无法替代的。

为规范 FLIP 成像在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中的应用，2025 年《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的 FLIP 成像标准化操作与结果判读：达拉斯共识》正式发布，明确了该技术的操作流程、参数设置及数据解读标准^[5]。FLIP 可在镇静内镜检查同期完成，同步评估食管胃交界处（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EGJ）开放特性及食管体部对扩张刺激的收缩反应，成为 HRM 技术的重要补充手段。同年，《美国胃肠病学会（AGA）临床实践更新：将FLIP融入临床实践》，进一步提议将该技术纳入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的常规诊疗体系^[6]。

基于 FLIP 的技术优势，专家在功能性吞咽困难患者中发现了一种新型致病机制：部分患者 HRM 检查表现正常，但 FLIP 成像提示气囊扩张状态下 EGJ 开放受限，据此提出 “扩张介导性梗阻（Distention-Mediated Obstruction, DMO）” 这一病理生理新类型^[7]。研究者推测，DMO 可能由两种不同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引起，第一是由 GERD 引起的食管感觉异常，第二是存在潜在的 EGJ 流出道梗阻，这一发现为功能性吞咽困难的精准诊治提供了新思路^[7]。

综上，FLIP 成像技术在传统检查诊断困境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在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的诊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治疗方面，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已成为 AC 等食管梗阻性动力障碍性疾病的一线治疗方案，但其长期疗效及安全性尚不明确。2025 年发表的一项为期 5 年的长期随访研究，比较了POEM与腹腔镜下肌切开术（Laparoscopic Heller Myotomy, LHM）联合 Dor 胃底折叠术术式在 AC 的疗效及安全性，结果显示，二者临床疗效相当，但POEM术后的反流风险相对升高^[8]。另有一项回顾性研究指出，实施POEM的同时进行内镜下抗反流手术，相比单纯POEM，可更好地预防GERD的发生而不影响吞咽困难的缓解^[9]。综上，POEM 作为微创治疗方式具有可靠的长期有效性，但临床实践中需加强POEM术后反流监测与针对性干预。

此外，AC 患者肌切开术后可能出现食管远端节段局灶性扩张，即 “肌切开术后食管扩张（Blown-out Myotomy, BOM）”，该并发症虽不常见，但仍是导致手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其临床管理策略尚未明确。我国学者开展的一项回顾性研究，通过对比 BOM 与非 BOM 患者的 POEM 治疗效果，发现 BOM 患者接受 POEM 治疗后仍可获得显著的症状缓解，提示补救性 POEM 可作为 BOM 的有效治疗手段，为该并发症的临床处理提供了循证医学依据^[10]。

FD 是一种以餐后饱胀感、早饱感、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为核心症状的脑 - 肠互动异常性疾病，罗马Ⅳ标准目前将其分为餐后不适综合征（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 PDS）与上腹痛综合征（Epigastric Pain Syndrome, EPS）两个亚型，临床治疗多基于亚型分类采用促动力、抑酸等对症干预。

然而，2025 年发表的一项国际多中心大队列研究对这一分类体系提出了挑战：该研究显示，按罗马Ⅳ标准归类的 EPS 患者中，近 40% 存在 “餐后上腹痛（pEPS）” 症状，而 50% 的 PDS 患者也报告了这一表现，提示传统亚型分类无法完全涵盖部分患者的症状特征。基于此，研究提出 “餐后上腹痛综合征” 这一 FD 新亚型的构想，但其潜在病理生理学机制（如胃肠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性、脑 - 肠轴调控紊乱等）及对不同治疗方案的反应性仍需进一步验证，这也预示着 FD 分类体系可能面临更新与完善^[11]。

饮食干预作为脑 - 肠互动异常疾病的重要治疗手段，其在 FD 中的疗效与应用价值一直备受关注。2025 年一项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RCT）为 FD 的饮食治疗提供了关键循证支持：该研究显示，低 FODMAP 饮食可使 73% 的 FD 患者餐后不适症状得到显著缓解；进一步通过盲法食物激发试验结果提示，甘露醇是最常见的症状触发物（发生率 23%），且不同患者的饮食触发因素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证实了 FD 饮食管理的高度个体化特征^[12]。这一结果提示，基于患者个体耐受情况制定的低 FODMAP 饮食方案，可作为 FD 个体化治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义方面：① 胃内嗳气（GB）为胃内气体经食管下括约肌一过性松弛排出，属生理现象；② 胃上嗳气（SGB）是主动吞入空气后迅速排出的获得性行为驱动性障碍，为病理性嗳气主要类型；③ 吞气症指过量吞气入胃肠道，引发腹胀、腹痛及继发性嗳气；④ 反刍综合征是进食后无恶心、无明显用力的胃内容物反入口腔，与餐后腹壁及膈肌条件反射性收缩致腹内压升高相关。其中 SGB、吞气症及反刍综合征均属脑-肠-行为互动障碍，与焦虑、注意力聚焦、条件反射及喉-食管高警觉状态密切相关，非结构性或单纯反流性疾病。

诊断方面，该综述强调，24小时pH-阻抗监测是区分嗳气、吞气和反刍综合征的关键工具，必要时可联合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或餐后监测。单纯症状描述或问卷不足以明确疾病类型。

治疗方面，该综述指出，经验性长期抑酸治疗不应作为一线策略，强调行为治疗是核心干预手段，包括言语治疗、生物反馈、呼吸训练及认知行为治疗；药物治疗（如中枢神经调节药物）仅作为辅助^[15]。

饮食干预是 IBS 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2025 年一项大型系统综述与网状荟萃分析对比了 11 种饮食疗法的疗效，结果显示：与常规饮食相比，低淀粉低糖饮食对 IBS 整体症状的改善效果排名第一，低 FODMAP 饮食排名第四。尽管低 FODMAP 饮食的相关循证证据最为充分，但低淀粉低糖饮食等新兴方案已显现潜力，值得进一步探索^[16]。

另有一项针对 “自认为麸质敏感” IBS 患者的随机交叉试验发现，患者对小麦、麸质及安慰剂的症状反应无显著差异，提示心理预期在症状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仅部分患者可能从饮食限制中真正获益，因此精准筛选须饮食干预的患者至关重要^[17]。

基于血清免疫球蛋白 G（IgG）抗体检测结果的个性化排除饮食，为 IBS 饮食治疗提供了新方向。基于食物抗原特异性 IgG 检测结果，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发现IgG指导下的排除饮食相比假对照组可显著缓解患者腹痛的症状；便秘型 IBS 与混合型 IBS 患者的获益更为显著。该研究证实，IgG 指导的个性化排除饮食疗效优于假对照组，为 IBS 个体化饮食治疗提供了循证依据，但其长期有效性仍需更大规模研究验证^[18]。

作为肠 - 脑互作异常疾病，IBS 的脑肠行为疗法应用日益广泛。一项纳入 67 项随机对照试验（RCT）的荟萃分析显示，与等候名单对照组相比，简易接触式认知行为疗法、电话通信自我疾病管理、动态心理治疗等 7 类疗法均能显著改善 IBS 症状；这些疗法对难治性 IBS 患者同样有效。然而，由于纳入研究多为低质量证据，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有限，亟需高质量 RCT 进一步验证^[19]。

神经调节剂亦是 IBS 的重要治疗选择。一项纳入 28 项 RCT 的荟萃分析显示，三环类抗抑郁药（TCA）缓解 IBS 总体症状的疗效最佳，选择性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次之^[20]。2025年，ATLANTIS 试验的一项事后分析进一步探索了低剂量阿米替林（TCA 类代表药物）治疗IBS的疗效预测因子：≥50 岁患者的总体疗效更优；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群体的腹痛改善更为显著；男性、心理问卷评分较高者及腹泻型 IBS 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更佳，为临床精准选用阿米替林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