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崇杰教授介绍指出，自 2011年卫生部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整治以来，各级医疗机构、广大临床医生乃至全社会对细菌耐药与抗菌药物管理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不断提升，我国抗菌药物使用与管理水平显著提升，抗菌药物滥用现象初步遏制，细菌耐药问题随之改善。从2020年以后，这一管理更是从抗菌药物扩大到抗微生物药物。谈及遏制多重耐药菌传播策略，逄崇杰教授强调，尽管目前我国抗菌药物使用水平与管理水平整体已有提升，但不同地区、医院、科室及医生间的抗菌药物使用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医疗机构的抗微生物药物管理水平亦有不同。未来，仍需通过进一步培训与管理，持续提升临床合理用药水平。此外，抗微生物药物耐药与感染控制关系密切，控制感染、减少耐药菌在院内流行传播，会对后续抗微生物药物合理使用产生重要影响。

逄崇杰教授进一步提出，微生物耐药问题并非仅医疗领域的问题。国家卫健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的《遏制微生物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就体现了这一点。畜牧养殖、农业领域的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及环境影响等，都会作用于临床抗菌药物使用。因此，相关问题需在整体观念下综合考量。

在感染性疾病的诊疗中，“精准诊断-精准治疗-个体化治疗” 构成了一套闭环策略，其核心是通过精准化手段实现抗微生物药物的合理使用，最终达到提高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延缓耐药性产生的目标。

精准诊断是通过多维度技术手段，明确感染病原体种类、耐药特征及患者感染状态，为后续治疗提供“靶向”依据，避免经验性用药的盲目性。当前多种分子诊断技术虽具备快速、灵敏优势，但逄崇杰教授强调，其无法替代常规培养、染色、血清学等感染性疾病病原学诊断技术，仅能作为有效补充。尽管病原学培养存在培养时间长，且部分病原体如病毒、立克次体等非典型病原体及苛养菌检测困难等问题，但其核心地位仍不可动摇。

此外，在解读核酸检测结果时，必须结合临床情况及其他实验室诊断方法，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仅凭阳性结果就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结合临床实践，逄崇杰教授建议，核酸检测等分子诊断技术更适用于预判常规培养难以获取病原的患者，如病毒感染、特殊病原体感染或未知感染性疾病等情况，而非对所有发热或疑似感染患者普遍应用。

基于精准诊断结果，针对性选择抗菌药物，实现 “对因治疗”，避免广谱药物滥用，是抗微生物药物合理使用的“核心”。逄崇杰教授在访谈中强调，对于多重耐药菌感染高风险患者，治疗决策需兼顾患者具体情况，包括感染部位、病情严重程度及病理生理状态等。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则需要重点关注基础疾病、合并用药及药物相互作用，警惕不良反应。谈及抗微生物药物选择，逄崇杰教授直言，“一般而言，多重耐药菌感染可能需要遵循联合治疗原则，但具体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例如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多可单药治疗，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等非发酵菌，尤其是耐药率较高的鲍曼不动杆菌，需考虑联合方案。”

而谈及对于降阶梯治疗策略的解读，逄崇杰教授也基于丰富临床经验分享自己的体会，他认为国外应用这一策略的重要前提是针对危重病人，而国内许多医生忽略这一前提，将其使用人群扩大至所有患者，单纯强调“重拳猛击”或“广覆盖”，导致抗菌药物尤其是高级别抗菌药物滥用。他不建议在普通人群中推广该策略，其应用必须限定于危重患者——即病情严重、无法及时获取病原学证据时，结合具体情况选药，这才是降阶梯治疗策略的精髓。此外，降阶梯治疗策略的初始用药并非都选用碳青霉烯类，需要综合患者用药史、当地耐药情况及个体耐药风险等因素选择合适药物。

结合临床经验，逄崇杰教授总结指出，降阶梯治疗的精髓在于“降”的方式，这也是衡量医生用药水平的重要标准。“降”的关键是结合患者情况：前期广覆盖治疗，在72小时内评估效果，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变化及病原学检查结果。若治疗有效且获得阳性病原学结果，可据结果选择窄谱抗菌药物进行降级；若未获得病原学阳性结果但治疗有效，则建议适当延长广覆盖治疗时间，不必急于降级；但若未获病原学证据且治疗无效，此时需要反思诊断是否正确、给药剂量是否合适、是否存在感染并发症（如脓肿）等问题，并进一步处理后，再考虑后续用药。逄崇杰教授也坦言，经验性广覆盖治疗效果不佳多因诊断失误，如疾病定性错误（非感染性发热）或病原体判断偏差，而非药物无效，都不应盲目加用覆盖其他病原体的药物。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优先病原体清单中，CRKP（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CRAB（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等赫然在列。这类耐药病原体主要通过产β内酰胺酶等机制对碳青霉烯耐药，而KPC酶是碳青霉烯酶中重要的一种酶型。阿维巴坦能有效针对大部分β内酰胺酶，尤其是KPC酶，而我国肺炎克雷伯菌多以产KPC酶为主，因此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在CRKP治疗中有着重要地位。逄崇杰教授强调，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剂量是关键。剖析部分治疗失败案例发现，并非酶型判断或检测错误，而是抗微生物药物剂量不足。感染CRKP的老年人居多，常合并多种疾病及脏器功能不全，临床医生可能因考虑肌酐清除率等因素而减量，这往往是治疗失败的主因。

总结而言，在临床实践中，需加强实验室与临床的联动（如快速送检标本、及时解读药敏结果），同时提升医生对个体化因素的关注，才能真正实现抗微生物药物的合理使用，应对日益严峻的耐药挑战。

近年来，我国抗微生物药物管理成效显著，构建了“四网一会”科学管理模式——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全国医院感染监测网和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形成了覆盖监测、干预、学术支撑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其中，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已扩展的二级医院，其余监测网的医院纳入范围也在持续扩大，为数据驱动的精准管理提供了坚实支撑。

经过多年实践，抗微生物药物管理已从重形式”转向“重实效”。逄崇杰教授结合临床实际指出的，当前部分抗微生物药物管理工作存在“指标导向”倾向，仅以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作为核心评判标准，这种做法相对片面；临床管理应更聚焦医生是否严格遵循诊疗规范、指南及标准化路径，实现从目标管理到过程管理的转变。

尽管管理基础逐步夯实，但抗微生物药物科学管理仍任重道远——感染相关学科、临床药学、临床微生物学等支撑学科在全国各级医疗机构间发展不均衡，成为制约管理质效的突出瓶颈。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通过“培元、培微、培英”等“培立方”人才培养计划，着力培育学科骨干；各地也积极整合本地资源或引入外部专家，组建专业化管理团队。以天津市为例，自 2012 年起连续举办三期感染科骨干医师培训班，并开展两期感染控制医生专项培训，不仅为本地感染科建设及人才梯队搭建筑牢了根基，更有力支撑了抗微生物药物管理理念与实践的逐级落地，为区域化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