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EYNOTE-689研究结果，帕博利珠单抗用于围手术期治疗（包括新辅助和辅助治疗）的方案已在美国获批，并获NCCN指南推荐，在日本也有望近期获批，这为全球头颈部鳞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由此，多学科协作（MDT）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我们知道，头颈外科医生通常是患者的首诊医生。首先请教田原信教授，目前日本在头颈部肿瘤MDT协作方面的整体实践是怎样的？尤其是在筛选和管理适合接受新辅助及辅助免疫治疗的患者方面，有哪些成熟的流程与经验？

在日本，多学科诊疗在头颈部肿瘤的管理中至关重要。该领域诊治流程复杂，涵盖诊断、方案制定、治疗实施、康复及长期随访等多个环节，绝非单一科室可以独立完成。为给每位患者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大型医疗机构都已建立常规的多学科讨论制度。我们每周会组织MDT会议，由头颈外科、放疗科、肿瘤内科、影像科、病理科以及整形外科医生共同参与，从各自专业角度深入评估病例，最终达成治疗共识。

在MDT形成推荐方案后，临床医生会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充分沟通，详细解释方案的依据、预期获益及潜在风险，在充分尊重患者价值观和个人意愿的基础上，共同决策确定最终治疗路径。这种以MDT为基础的诊疗模式已成为日本主要肿瘤中心的常规实践，也是提供高质量头颈部肿瘤诊疗服务的关键保障。

KEYNOTE-689研究的入组标准较为宽泛，涵盖了Ⅲ期和ⅣA期可切除患者，未来该方案在日本获批后，临床上将如何筛选最合适的患者？

的确，患者的全程管理至少涉及外科、肿瘤内科和放疗科三个学科，MDT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头颈外科医生已经开始尝试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治疗。那么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免疫联合化疗在国内头颈部鳞癌围手术期的应用现状？基于KEYNOTE-689研究的结果，您对其未来在中国临床的应用前景有何展望？

在中国的头颈外科领域，我们在追求肿瘤根治的同时，始终将保护患者的喉功能、吞咽功能、发音功能等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器官功能放在核心位置。回顾新辅助治疗的探索，我们经历了不同阶段：20年前主要采用TPF单纯化疗方案；之后进入化疗联合靶向治疗阶段，如使用EGFR-TKI联合化疗；而在最近5年，越来越多的中心开始探索免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治疗模式。

从现有数据看，免疫联合化疗能带来较高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根据我国已发表的研究数据，接受2~3个周期治疗后，pCR率通常在30%~60%之间。相比之下，过去单纯化疗或化疗联合靶向治疗的pCR率相对较低。因此，对于体能状态良好的患者，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是一个极具前景的治疗策略。

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相较于免疫单药治疗具有明显优势，但安全性是临床决策的重要考量。陈教授，您在术前使用免疫联合化疗时，是否会将不良反应列为核心考量因素？目前临床实践中的毒性管理情况如何？

在不良反应管理方面，我们已在实践中对化疗方案进行了优化，从既往毒性较大的TPF（多西他赛+顺铂+5-氟尿嘧啶）调整为TP（多西他赛+顺铂）或其他含铂双药方案。在免疫联合化疗的背景下，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化疗带来的血液学和胃肠道毒性以及免疫治疗可能引发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总体来看，其毒性谱是清晰且可控的。

在中国，头颈外科医生主要分布在综合性医院、肿瘤专科医院等医疗体系中。尤其在综合性医院，齐全的科室设置为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多学科监测与协同处理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们为患者制定MDT诊疗方案，并从诱导治疗开始，持续随访至放疗结束，对不良反应进行全程、主动的管理和监测。

随着免疫联合化疗带来更高的病理完全缓解率，治疗“减量化”和器官保留成为可能。2025年ASCO大会上报道的一项研究提示，对于获得病理缓解的下咽癌患者，可尝试器官保留策略。陈教授，您在2025年ESMO Asia大会上也报告了采用诱导化疗后进行根治性放疗的研究。在您看来对于已完成同步放化疗或根治性放疗的患者，您是否会考虑给予辅助治疗？

这是一个基于精准评估的决策，关键取决于病理学评估。在患者完成三个周期的新辅助治疗后，仅依赖影像学评估并不充分，我们会在全身麻醉下对患者进行内镜检查，对原发肿瘤部位充分暴露并行深部活检。如果病理结果为阳性，则进行根治性手术；若达到完全病理缓解，则仅给予低剂量放疗，通常避免使用根治性放疗剂量。只有当患者存在如包膜外侵犯、切缘阳性等高危因素时，才会考虑采用根治性放疗。未来在探索器官保留的探索中，也会根据患者的病理评估结果和高危因素情况，综合考虑是否给予辅助治疗。

在日本，对于有器官保留需求的患者，是否会先接受新辅助治疗以评估疗效，再决定后续局部治疗方案？未来在器官保留治疗方面有哪些探索方向？

遗憾的是，目前日本尚未批准免疫联合化疗用于以器官保留为目的的新辅助治疗。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在免疫治疗基础上联合化疗可以获得更高的病理学缓解，而这种病理学缓解与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密切相关，这提示未来治疗策略的开发应着重于进一步提高病理缓解率。

在我看来，目前针对复发/转移性头颈鳞癌开发的新型药物，包括双特异性抗体等，其未来或正在策划的III期研究，都值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在新辅助治疗阶段进行评估。其理论基础在于，这些药物不仅能阻断特定分子靶点，还能主动重塑肿瘤微环境，可能带来更深度、更持久的抗肿瘤反应，这也是未来希望进一步研究免疫联合方案作为新辅助治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