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信物

对话从一件件特殊的物品开始。

沈琳带来了一本书——《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这是由肿瘤科女医生共同撰写，记录了她们职业生涯中的感悟与心路。“希望大家了解肿瘤科女医师这个群体，了解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对生命的体悟。”她翻开书页，书里是她们与生命相伴的日常。

邹建军展示的是一只茶杯，杯身印有“同心同梦一辈子”，这是她开启新职业生涯时，一位她最敬重的医药界企业家所赠。“他什么也没说，但这七个字已经足够了——做能够为患者解决病痛的创新药，始终是制药人的初心。”

刘思远取出的是一盒辅酶Q10。2015年12月，她连续一个月每日工作至凌晨三点多，心脏出现早搏。当时，一位当事人寄来这盒药，附言“吃了对你的心脏好”。“那一刻我意识到：当事人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身体——律师的身体不只是自己的，也是当事人的。”

三件信物，静默无言，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地勾勒出三位女性一路走来的足迹与信念。

坚守，逆流而上

2010年初，沈琳在开展MET抑制剂相关药物的首次人体研究时，发现其对某些少见、难治性胃癌患者效果显著。然而，当时二代测序尚未普及，找到这类患者并不容易。她没有放弃，不懈努力下，试验顺利完成，相关药物预计今年获批上市。“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这些患者还能指望谁？”她说，“十六年，总算做成了。”

“很多人以为律师可以颠倒黑白。”刘思远说，“其实律师和医生一样——事实就在那里，你不能假装看不见。”

她办的案子多与政府监管相关。“监管部门对事实非常清楚。”所以她一直帮当事人建立合理的预期：哪些权益可以争取，哪些必须如实陈述。

“如果每个律师都守住这条线，当事人就不会再寄望于歪曲事实。到那时，律师这个职业的尊荣才能真正立起来。”

“做创新药，错不起。方向错了，十几年的研发、上亿元的投入就没了。”邹建军说，“遇到质疑时，我会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科学上站得住脚吗？第二，临床上是否真正需要？现有手段解决不了，我们做了能好多少？第三，有风险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一步步拆解、解决？

“先说服自己，再和团队一起看数据、看文献。对错不在职位高低，在科学本身。”

“女性做医生，尤其是肿瘤科医生，具有天然的优势。”沈琳说，“包容、细腻、共情，让女性更容易赢得患者信任，也更容易从细节中发现蛛丝马迹。”

邹建军对此深有体会。进入药企之前，她做过十年肿瘤科医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更有能力与患者共情。“以患者为中心，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而要成为贯穿始终的准则——从靶点立项开始，就要瞄准那些‘还没有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刘思远从法律视角阐释共情的价值：“律师也会在深夜接到当事人的电话，听他们倾诉焦虑。这不只是情绪安抚，更是信任的建立——有了信任，很多误解就能消弭。有了共情力，才能把当事人的情理，变成法理上的支撑。”

领导力，温度与边界

谈及领导力，刘思远认为关键在于“换位思考”。“管理者要能感知团队成员想要什么——是成长空间，是价值实现，还是体面的生活？弄清楚了这些，才能把对的人聚在一起，让大家一起往前走。”

沈琳把团队管理总结为三点：以身作则、文化建设、目标共识。“自己做不到的事，别要求别人。同时，团队要有共同的目标——是只看眼前的患者，还是想为全国乃至全球同类患者走出一条路来？有了后者，大家会自己补短板，往顶尖水平看齐。”

邹建军的管理风格更看重信任，而非控制。“决策对不对，不看职位高低，看科学本身。女性做管理，天然更有温度、更包容。当然，该果断的时候也得果断。让团队既有攻坚克难的战斗力， 又有温暖向上的生命力。”

和解，与焦虑共处

被问及如何与焦虑共处，三位嘉宾分享了各自的心得。

刘思远长期受胃痛困扰。“医生让我调整作息、按时吃饭。我说还想再拼五年。医生说，行，拼五年，然后来我这儿长住。”她笑着说起这段对话，“每天还是有压力。我的态度是跟焦虑和解，有时候甚至接受它——有压力才有挑战，扛过去了，就能往上走。”

沈琳的方式是“放空自己”，做医生时间长了，她很清楚自己在哪种状态下已经压力过载，“这种时候，我会给自己换个环境，或者把情绪暂时放下。当时觉得天大的事，第二天再看，往往不算什么。”

邹建军已经习惯每天清晨五点多起床，跑十公里或者游泳，这让她能更从容地面对焦虑。“那两小时完全属于自己。”她还会给自己做“心理按摩”，事情来了，告诉自己“允许一切发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沈琳/君实生物总经理兼CEO 邹建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刘思远 审阅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桂晶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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