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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CheckMate 816、KEYNOTE-671、AEGEAN、NeoTORCH等研究相继取得阳性结果以来,围术期免疫治疗逐步形成了新辅助、新辅助联合辅助及辅助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2026年WCLC与ESMO大会公布了IMpower030等研究的最终分析,多项新药联合方案、生物标志物及多学科诊疗(MDT)相关研究也更新了结果。我们特邀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王跃教授,从外科视角围绕上述进展为大家进行解读。
热点一:结合2026年WCLC与ESMO大会公布的围术期免疫治疗相关研究,应如何从手术可行性、病理缓解与长期生存获益、安全性等方面,综合评估围术期治疗策略的获益与风险?
王跃教授:评估围术期治疗策略的获益与风险,应遵循“先看手术可行性,再看病理缓解,最终以长期生存为准”的递进逻辑。首先,手术可行性是外科评价的基础。IMpower030研究中,新辅助免疫组手术率为88.9%,对照组为89.7%,两组相近;R0切除率分别为96.5%和91.5%,免疫组高出约5个百分点。这提示在该研究中,新辅助免疫并未削弱手术可行性,也未影响根治性切除的质量。其次,病理缓解的提升并不等同于生存获益。该研究中,免疫组pCR率显著高于对照组(29.6%对8.5%),绝对差值约21个百分点,但EFS风险比为0.77(95%CI 0.58–1.02),置信区间跨越1,未达到预设主要终点。KEYNOTE-671以EFS和OS为终点,五年随访显示其模式获益建立在长期生存终点之上。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病理缓解仅为阶段性指标,不能替代EFS、OS等长期终点。再者,对于在现有方案基础上联合新药的策略,还需关注毒性对手术时机和术后辅助治疗完成度的影响。CITADEL研究中,戈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手术率为83.3%,≥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7.8%,pCR率未见提高;LungMate-014的pCR率为32.2%对25.4%,但属单中心II期研究,样本量有限,结果仍需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研究验证。综合来看,上述新药信号尚处探索阶段,不足以改变现行术前治疗方案。
热点二:结合2026年WCLC与ESMO大会公布的数据, pCR、ctDNA/MRD及PD-L1等指标能否指导治疗的加强或减免?
王跃教授: 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仅凭单一指标来调整术后治疗。ESMO 2026公布的KEYNOTE-671生物标志物探索性分析(摘要2519O)为此提供了参考。该分析为事后分析,纳入基线肿瘤样本可评估的患者:387例有RNA测序数据,用于检测18基因T细胞炎症基因表达谱(TcellinfGEP);459例有全外显子测序数据,用于评估肿瘤突变负荷(TMB)和KRAS状态,其中KRAS分析仅限255例具有正常组织对照的非鳞癌患者。
结果显示,无论TcellinfGEP高低、TMB高低还是KRAS突变与否,帕博利珠单抗组相对对照组的EFS和OS点估计总体均倾向获益:TcellinfGEP低表达与高表达亚组的EFS风险比(HR)分别为0.71和0.53,OS HR分别为0.59和0.82;TMB低水平与高水平亚组的EFS HR分别为0.63和0.49,OS HR分别为0.70和0.67;KRAS突变型与野生型(非鳞癌)的EFS HR分别为0.73和0.75,OS HR分别为0.88和0.85。在帕博利珠单抗组内,较高的TcellinfGEP与更好的EFS及更高的主要病理缓解(MPR)率相关,较高的TMB与更好的EFS、OS及更高的pCR、MPR率相关。
这提示上述标志物与疗效存在一定关联,但更多体现预后意义,并不能据此排除任何亚组接受围术期免疫治疗。但需要强调,该分析属探索性事后分析,仅覆盖部分患者,RNA测序人群存在区域构成不平衡,部分亚组样本量和事件数有限、置信区间跨越1,且组内关联不等同于预测价值,因此这些标志物目前不宜用于筛选患者或决定治疗的加强与减免。
在其他标志物方面,术后微小残留病灶(MRD)阳性提示复发风险升高,但依据MRD结果调整治疗能否改善患者结局,尚未获得随机对照研究证实;PD-L1表达更多反映获得病理缓解的概率,同样不宜单独用于决定加强或减免治疗。此外,有专家建议,新辅助治疗后循环肿瘤DNA(ctDNA)持续阳性者可考虑在术前进行全面再评估,但该意见目前仍属专家观点。最后,淋巴结病理评估可提供额外的预后信息,这也凸显了术中规范淋巴结清扫与病理取材的重要性。
热点三:对于初始不可切除或潜在可切除的III期患者,应如何通过诱导治疗后的MDT再评估确定可切除性,并保障手术质量?
王跃教授: III期NSCLC异质性较强,可切除性不应仅依据治疗前的一次性判断,而应在诱导治疗后经MDT再评估后确定。PANDA-1研究中,初始不可切除的III期患者接受诱导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经MDT综合评估,转化手术率达78.2%,R0切除率为95.3%;手术方式以微创为主(79.1%),83.7%的患者行肺叶切除,无一例行全肺切除,≥3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9.3%。CTONG 1804(Part3)研究中,R0切除率为98.1%,仅2例患者行全肺切除。上述结果提示,诱导治疗有效的患者,有望在保留肺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根治性切除;同时,术中探查也有助于鉴别残留肿瘤与治疗相关纤维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均为单臂II期研究,存在选择偏倚,尚不能据此放宽手术指征,其生存获益仍有待前瞻性研究验证。
围术期免疫治疗正由“固定方案”向“分层、动态、个体化”管理过渡。现阶段,宜坚持以循证证据为基础的标准治疗,新药联合策略及ctDNA分层等应在临床研究框架下探索;外科医生应在手术时机、手术质量及MDT动态评估中发挥核心作用。
副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吉林省早期肺癌诊疗与快速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
社会兼职:
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肺癌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生活方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胸外科分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外科(胸心外科方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微创医学分会委员
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肺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吉林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委员
吉林省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老年学学会老年医学和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
[1] Wakelee H, Spicer JD, Gao S, et al. Five-year outcomes of perioperative pembrolizumab for early-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from the randomized KEYNOTE-671 study. Ann Oncol. 2026;37(11):1524-1536. doi:10.1016/j.annonc.2026.08.005.
[2] Solomon B (presenter). Final analysis of the phase 3 IMpower030 study: perioperative atezolizumab + chemotherapy in resectable stage II-IIIB NSCLC. 2026 IASLC World Conference on Lung Cancer (WCLC), Oral Abstract OA04.03.
[3] Garassino MC (presenter). KEYNOTE-671: exploratory post hoc biomarker analysis (T-cell-inflame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tumor mutational burden and KRAS). ESMO Congress 2026, Proffered Paper, Abstract 2519O.
[4] PANDA-1 trial. Feasibility and complexity of conversion surgery after chemoimmunotherapy in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SCLC. 2026 IASLC World Conference on Lung Cancer (WCLC),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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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码:MI-PD1-8767-CN
Exp.date:202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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