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就必须了解与暴露于风险因素相关的健康后果。为了系统地量化风险因素暴露对特定健康结果的影响，2021年全球疾病、伤害及风险因素负担研究（GBD 2021）旨在提供从1990年到2021年20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811个国家级以下地区88种风险因素的暴露水平、相对健康风险和可归因疾病负担的综合估计值。

GBD 2021风险因素分析使用了54,561个不同来源的数据，对88个风险因素及其相关的健康结果进行了流行病学估计，共得出631个风险-结果对。根据数据驱动确定的风险-结果关联性，纳入了风险-结果对。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生成了特定年龄-性别-地点-年份的估计值。我们的方法遵循比较风险评估框架，其前提是由分层组织的、可潜在组合的、可改变的风险构成的因果网络。针对每一个风险-结果对，分别估算了作为风险因素暴露函数的特定结果发生的相对风险（RRs），并针对每一种风险因素估算了代表风险加权暴露流行率的总暴露值（SEVs）和理论最低风险暴露水平（TMRELs）。这些估算值用于计算人群归因分数（PAF；即如果暴露于某一风险因素的程度降低到理论最低风险暴露水平，则健康风险将发生的比例变化）。

以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为单位，计算与特定结果相关的PAFs和疾病负担的乘积，得出可归因负担（即可归因于特定风险因素或风险因素组合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比例）。对中介效应进行了调整，以考虑涉及通过中间风险间接作用于结果的风险因素的关系。可归因负担估计值按社会人口指数（SDI）五分位数进行分层，并以计数、年龄标化率和排名的形式呈现。为了补充RR和可归因负担的估计值，我们采用了新开发的证据风险函数负担（BPRF）方法，根据基本证据的一致性，对风险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补充性的保守解释，并考虑了不同研究输入数据之间无法解释的异质性。报告的估计值代表从估计值分布中抽取500次的平均值，95%的不确定性区间（UIs)计算为抽取值的第2.5个百分位数和第97.5个百分位数。

在本研究分析的具体风险因素中，颗粒物质空气污染是造成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的首要因素，占DALYs总量的8.0%，其次是高收缩压（SBP；7.8%）、吸烟（5%~7%）、低出生体重和短妊娠期（5.6%）以及高空腹血糖（FPG；5.4%）。

对于年龄较小的人群（即0~4岁和5~14岁），低出生体重和短妊娠期以及不安全的水、卫生设施和洗手（WaSH）等风险是主要风险因素，而对于年龄较大的人群，高SBP、高体重指数（BMI）、高FPG和高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等代谢风险的影响更大。

从2000年到2021年，全球健康挑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特点是可大致归因于行为风险（减少20.7%）以及环境和职业风险（减少22.0%）的全年龄段DALYs数量有所减少，而可归因于代谢风险的DALYs数量则增加了49.4%，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此期间，高BMI和高FPG导致的年龄标化全球DALYs率大幅上升（高BMI为15.7%，高FPG为7.9%），高BMI和高FPG导致的DALYs逐年增加，高BMI为1.8%，高FPG为1.3%。相比之下，许多其他风险因素造成的全球可归因风险负担和风险暴露有所下降，尤其是儿童发育不良和不安全水源等风险，儿童发育不良的年龄标化可归因DALYs下降了71.5%，不安全水源的年龄标化可归因DALYs下降了66.3%。

根据随时间变化的轨迹，我们将风险因素分为三组：主要由于风险暴露下降（如反式脂肪含量高的饮食和家庭空气污染），同时也由于儿童和青少年人口比例下降（如儿童和孕产妇营养不良），可归因负担下降的风险因素；尽管风险暴露下降，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负担却适度增加的风险因素（如吸烟）；以及由于风险暴露增加和人口老龄化，负担显著增加的风险因素（如环境颗粒物空气污染、高BMI、高FPG和高SBP）。

在减少一系列风险因素造成的全球疾病负担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那些与孕产妇和儿童健康、WaSH和家庭空气污染有关的风险因素。要保持进展，就必须继续努力将这些风险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特别是在SDI较低的地区。通过减少风险暴露来减轻吸烟相关负担的成功经验突出表明，有必要推进政策以减少暴露于其他主要风险因素，如环境颗粒物空气污染和高SBP。高FPG、高BMI以及与肥胖和代谢综合征有关的其他风险因素的增加令人担忧，这表明迫切需要确定并实施干预措施。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