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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我们循着刘建民教授的视角,见证了他与团队二十三载“拆弹”征程里的创新探索刘建民教授的23年“拆弹”创新之路:从一张手术室草图到全球“金标准”。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近他,探寻他从知识与证据的汲取者,向知识与证据的贡献者蜕变的历程。
创新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在血管重建理念提出后的7~8年里,刘建民面对的几乎全是质疑。
“当你提出一个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方法的时候,98%都是质疑。”
25年前的一场重要学术会议上,一位资深外科专家讲题是“目前不能介入治疗的动脉瘤的手术治疗”。台下的刘建民听完,当场改变了自己报告的题目——“外科判断无法介入治疗动脉瘤的介入治疗”,逐条对原有固有认知提出新的治疗方案。
会后一位老专家的评论让他记忆犹新:“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经验,自以为是,要看到问题,勇于创新。”
另一次会议上,一位大院长当场向他发问:“刘医生,你凭什么这么做?国外哪本教科书写的是这样做的?国外哪个指南写的是这么做的?”
刘建民没有退却。“您说的没错,现代西医来自西方,他们说‘Yes(对)’我们做,他们说‘No(错)’我们停。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的知识和他们是同步的,我们使用的器械、药物、理念和他们也是同步的。当我们面对患者的病痛和无助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责任、有胆量去尝试、去创新。”
“为什么欧美人他们可以去探索、去形成经验、形成指南、写进教科书,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挽救我们的患者去做同样的事?哪怕是失败了,重要的是我们敢于开始尝试。”
那次会议,台下掌声雷动。刘建民说,那是他一生中两次获得发自内心热烈掌声中的一次。
创新器械问世只是第一步。想要获得全球医学界认可,必须拿出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2012年,刘建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按照国际标准开展血流导向装置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这是中国神经介入领域第一个RCT,也是全球首个使用Tubridge血流导向装置对大型或巨大型颅内动脉瘤进行载瘤动脉重建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RCT——PARAT研究)。
“中国药物、医疗器械、临床经验出海,核心是科学证据的国际化。”
研究结果震撼了整个领域:对于棘手的大型、巨大型动脉瘤,6个月治愈率从24.5%跃升至75.3%,两年时高达92.3%;复发率从60.4%骤降至2.8%。
这是目前全球该领域唯一的一级循证医学证据。血流导向装置由此被确立为动脉瘤首选疗法,全球治疗指南被改写。
PARAT研究为全球提供了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确立了血流导向装置作为动脉瘤首选疗法的地位,改写了全球治疗指南。刘建民团队牵头制定了5部国家级诊疗指南,从跟着别人指南做手术,到为世界制定标准。
此后,团队接连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2篇论文、在《柳叶刀》发表3篇论文,总计发表557篇论文。全球过去5~6年神经介入领域1/3的证据来自这个团队。国际同行给了他们一个名字——“MT团队”。
“中国要做一个有信誉的大国,我们也要做一个有信誉的医生。”刘建民说。他希望所有合作创新器械在拿中国注册证的同时,必须申请欧洲统一(CE)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认证。全球第一个药物洗脱自膨颅内支架刚获CE认证。
“我们从西方医学知识的学习者,逐渐转变成为知识的贡献者。”
医学创新的起点和终点,始终是患者的健康。
2003年,刘建民有了一个想法:建一个脑血管病中心。不是因为想做管理,而是因为看到了一个无法忍受的现状。
“中风患者送到急诊,辗转急诊、内科、外科、介入科多个科室。卒中溶栓黄金时间窗仅有60分钟,大量患者就在辗转转诊之中错失救治良机。”那时候全上海没有一家医院的卒中溶栓达标率合格,全国溶栓率只有2.4%,而国际标准是15%~25%。
怎么解决?建一个新队伍,“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而当时在医院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非常艰难,刘建民用了最直白的方式——“我就给医院领导汇报,当你们父母或亲人发生了脑卒中,你希望怎么做?你一定冲到急诊室,给神经内外科、影像科及急诊科等相关学科打电话,请他们快速到急诊一起快速评估,快速治疗。我想要做到的就是让每一家长海医院的患者都能得到同样规范快速地评估治疗。”
从2003年提出构想,到2013年正式创立中国第一个脑血管病中心,走了整整10年。这是全中国第一个以专病设立的建制学科——独立的学科、独立的支撑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患者不动,医生动。”患者到医院后只去三个地方:评估台、计算机体层摄影(CT)室、手术室。其他所有环节,医生和护士主动撑上去。最好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设备、最好的CT,全部放到急诊。
科室成立后,到院至溶栓时间(DNT)从121分钟降到20分钟——仅用了半年。
10年间,他跑了近千家医院,帮助建立卒中中心。如今按长海模式建成的卒中中心已超过3300家,平均DNT 43分钟,仍在不断优化。
科室的墙上写着八个字,是刘建民定的科训:“病人第一,规范创新。”
“什么是病人第一?规范,用现有的知识、技术、指南给患者最规范的服务。但很多患者效果不好,甚至无法治疗,怎么办?唯有创新。临床医学创新的源头就是患者的问题——这个患者残疾了,那个患者效果不好,它自然就摆在你面前了。”
2026年6月,欧洲卒中组织大会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办。刘建民在大会上发布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超时间窗取栓(LATE-MT)研究结果——将卒中治疗时间窗从24小时延长到72小时。
发言只有10分钟时间。当他放出最关键的那张结果图时,发言仅过5分半钟,掌声突然响起,整整30秒。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刘建民评价。
全球卒中发生超过24小时的患者,以前只能保守治疗。这项研究告诉他们:经过筛选,超四成的患者可以用血管重建治疗,并且获得更好的临床预后。
2025年5月,世界神经介入诊疗大会在葡萄牙举行。刘建民在长海医院转播了5台手术到大会主会场。5台手术,全部用中国原创、全球首创的器械,半小时一台,一气呵成。
会场传来的声音是:“以后来自中国的创新器械和中国的证据会越来越多,大家不要惊讶。”
2026年,Tubridge已出口3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救治7.6万例患者。团队培训了432名国外医生。现在巴西、阿根廷、荷兰的手术,都用微信视频远程指导——他希望外国医生全都开通微信交流。
“中国智造”出口全球
从被国外卡脖子,到反向出口。从“跟跑”到“领跑”。
但刘建民不太喜欢“跟跑、并跑、领跑”这类表述。他说:“我更喜欢说,我们从知识和证据的学习者,转变成为知识和证据的贡献者。”
回顾23年,刘建民反复提到一个词:初心。
“我们踏入医学这条道,初心只有一个——实实在在解决患者的病痛。脱离了这份初心,所有的科研创新都难以产生真正的价值。”
23年前,面对那个“不治也是死,治也是死”的患者,他站出来了。
23年间,三个博士“此路不通”,他坚持下来了。
23年后,从一张手术室里画的草图,到写入国际指南的“金标准”,他做到了。
“走在最前沿的人,做创新的事,早期阶段都是孤独的。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持,最后你一定能看见。”
“不要担心自己成为异类。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世界里,去看到问题,去提出问题,去解决问题。”
从0到1的路,从来不好走。但总要有人走。这条路,刘建民走了23年。
下一个23年,他还在路上。
他要将“脑血管重建”理念进一步拓展,应用到脑梗死、脑血管畸形等更多领域,帮助更多患者。“这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机遇,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不是一句口号。从2000年那个“异想天开”的夜晚开始,刘建民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用行动兑现。
中国医学论坛报李妍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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