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严教授：GPP是一种无菌性脓疱病，学界既往将其归类于脓疱型银屑病；现如今，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与炎症性皮肤疾病关系密切。作为一种罕见的、临床异质性的皮肤疾病，GPP在临床诊断时需要与其他无菌性脓疱病，特别是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AGEP）、连续性肢端皮炎、IgA天疱疮以及部分角层下脓疱性皮病等脓疱病进行鉴别^[2]。

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来说，GPP的鉴别诊断主要依据患者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但临床表现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多数GPP患者表现为在红斑基础上的突发、多发性无菌性脓疱，脓疱融合可形成大面积脓湖，累及甲、手掌、足跖^[2]。不过，GPP临床分型众多，也可表现为脓疱的局部发作。

在临床实践中，GPP与AGEP的鉴别值得密切关注，两者表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病理机制存在差别。其中，GPP患者在棘细胞层上部可见Kogoj海绵水肿性脓疱，且随着时间推移，脓疱可进一步上移至角层下或角层内。AGEP尽管也会在棘细胞层上部形成Kogoj脓疱，但其病因多数为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少数与链球菌等感染相关，可出现角质细胞坏死凋亡以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兼具有药疹特征^[2]。此外，AGEP患者更易发生小血管炎，GPP可能更多伴发某些系统症状，如发热、肌痛、关节痛等中毒症状。在实验室检查中，两者均可观察到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升高、血沉增快、低钙血症、肝肾功能损害甚至是出现类白血病样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GPP患者特别容易发生IL-36RN基因的突变，即合并该基因突变患者发生GPP可能性相对会更高，对于未伴有IL-36RN基因突变的GPP患者，一般临床表现为在寻常型银屑病（PsV）的基础上发生GPP改变，因此，GPP诊断需根据临床表现再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如基因检测方能更加科学、合理。

鲁严教授：总体来看，GPP患者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患者先天或在年幼阶段便发生GPP，皮肤表现为红斑基础上产生脓疱，在治疗愈合过程中，不伴有PsV；另一种情况是患者在PsV的基础上导致的GPP（GPP+PsV），在好转过程中，GPP脓疱干瘪，患者发生寻常型银屑病表现。

从患者特点角度分析，既往研究表明，GPP+PsV的男女比例与其他亚型银屑病相似，但GPP不伴PsV则以女性为主^[3]。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两种类型患者治疗及处置方法存在较大差别，需要在临床诊治过程中重点关注与鉴别，从而为患者预后结局的改善提供重要支撑。

鲁严教授：规范化诊疗对于GPP的诊断至关重要。对于GPP而言，首要任务是正确诊断，其次是对症予以合理的慢病管理。从患者方面，开展系列继续教育课程、科普活动讲座等有助于加强他们对疾病的认知，正确认识疾病并尽早就医；从医生方面，鼓励基层医生参与相关疾病的研究，医院间开展“一对一”帮扶、诊治经验分享等活动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于GPP的了解。

此外，不断完善诊断、治疗手段，推升临床诊治规范化水平能够加强对于GPP的慢病管理。完善实验室标志检查、探索新型炎症标志物不仅对于诊断作用重大，而且对于疾病预后、诊疗效果的判断也颇具意义。目前，随着探索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GPP的发病与IL-36RN、AP1S3、CARD14等基因的突变密切相关^[4,5]，另外有研究进一步揭示，IL-36RN突变个体极易发生GPP，IL-36RN基因变异与GPP发病高度相关，其功能缺失变异在23%-37%的家族性和散发型GPP病例中被发现，变异频率存在地区差异，中国汉族比例最高，可能是汉族人群GPP发病的主要相关基因^[6]，更加表明了基因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为GPP患者的疾病诊断提供重要助力与支持。

在治疗方面，通过融合多种治疗模式、借鉴各类新型治疗方式，如：IL-36RN生物制剂^[7]、免疫疗法等，可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同时，在MDT团队的鼎力支持下，汇聚多学科优势可共同为推动GPP疾病管理“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