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眼睛比一只眼睛看得清楚。

                               ——古斯塔夫·马勒

过了些日子，警察抱着孩子来到医院找我了解情况，因为孩子身上带着在眼科看病的病历。他被父母遗弃在了路边。

街道办事处主任说：“黎大夫，我们受那大爷之托来看您，给您带来这一斤茉莉花茶。老人前几天去世了，去世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一定要到人民医院看看杨大夫和您。他说，是您让他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年看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指尖上的光明》

病人的支持和理解，造就了这些第一例

首先我要说的是，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感谢病人，医生的成长离不开病人的支持，离不开病人的理解。正是病人的支持、理解和信任，让我完成了好几个国内第一例手术。

大家知道，做玻璃体切割手术需要填充硅油。国内第一例填充硅油的玻璃体切割手术是我完成的。

那是在1988年，一例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的病人，在其他医院做了3次手术都不成功。我们这里是她最后的希望。

复杂性视网膜脱离，需要做玻璃体切割手术。当时，玻璃体切割手术在国内刚刚起步，切割后为了让视网膜复位，需要在眼内填充气体，并且术后需要俯卧一段时间。跟病人讲解了手术流程和术后注意事项，病人说：“没关系，只要能治，不就是趴些天吗？”

但是，术后视网膜复位并不理想。趴了一周后，病人有些着急了。

我跟她商量：“现在还有一种填充的办法，就是用硅油代替气体填充，不过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我也只是在国外看过有的医生用。你愿意做我的第一个病人吗？”

病人听了，想了一会儿后说：“黎大夫，我明白我这个基本是不治之症，您就做吧，如果成了算我走运，不成您也可以积累点经验，以后再给别人治呗。”

病人的信任，让我不再犹豫。我翻阅了相关书籍，又打电话向国外同行请教。手术很顺利，过了大概两个月取出硅油，视网膜复位良好，视力达到了0.1，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发生视网膜脱离。这个病人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

下面这个病例发生在2001年，是我做的第一例老年黄斑变性黄斑转位手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

那时候没有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也没有光动力治疗，我们用的是手术治疗。当时最好的手术方法是360°黄斑大转位，就是把整个视网膜360°解离，翻过来，把黄斑部的视网膜下的新生血管膜取出来，然后把黄斑转位，让黄斑部的视网膜对应到没有病变的视网膜色素上皮。

虽然这个手术现在基本上不做了，但它在整个眼后段手术中可以说难度系数是最高的。一般的手术过程需要4到6个小时。

当时我跟老先生说：“现在还有一种办法，在目前来说是最好的。但这个手术时间非常长，手术后，有时候还要调整一下眼位，看看是不是有复视。以后还有硅油取出、人工晶状体植入的二次手术。”

老先生也是非常愉快地说：“我愿意做你的受试者。”

还有我的第一例人工视觉视网膜芯片手术。这是我到厦门眼科中心工作后的一个病人，脉络膜恶性黑色素瘤。在做眼球摘除的时候，我们先做了个视网膜芯片，叫做人工视网膜，来测试电路。

我跟病人说：“手术可能要延长半个小时，需要先给你放个东西，再摘出去，你愿意吗？”病人说：“我愿意做善事。”

现在，在我的病人名单里面，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做我的受试者，包括一些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病人，还有一些晚期眼病的病人。他们说，“如果你要尝试新技术，需要做实验研究，别忘了我是志愿者。”

所以，我觉得科学的发展、新技术的开展离不开病人的支持和理解。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病人。
为了孩子们，我们不能放弃

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曾经让我非常痛心。

20世纪90年代初，在出门诊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早产儿存在视网膜病变。大家知道，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眼底病，而治疗时机仅有一个很窄的时间窗，必须在时间窗内进行干预治疗。一旦到了晚期，就没办法救治了，孩子很可能就终生失去光明。

这么多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早产儿因为发育不成熟，一般都会送到儿科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精心养育，且通常会采取吸氧措施促进肺发育成熟。吸氧提高了早产儿的成活率，但问题也来了：因为长时间吸氧或不规范吸氧，早产儿出现了视网膜新生血管增殖，导致眼睛发生视网膜病变。

为了能早期发现新生儿视网膜病变并及时治疗，1994年，我们开始对新生儿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发现北京市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竟然达到了20.3%，也就是说，每5个早产儿就有1个患有视网膜病变。

然而，当时国内医学界对这个疾病认识还很不够，儿科医生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不愿意把筛查出来有问题的孩子转出监护室进行眼科手术。而眼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也不愿意接纳，因为不管是给新生儿做手术还是进行麻醉，风险都太高了。

有一天，我在筛查时发现了一名视网膜病变的早产儿，就与儿科医生谈，希望把他转到眼科来治疗。没想到却遭到了儿科医生的拒绝，理由是“新生儿的肺没有发育完全，出了监护室可能有危险”。

无论怎么做工作，孩子的主治医生就是不同意把孩子转到眼科治疗。过了些日子，警察抱着孩子来到医院找我了解情况，因为孩子身上带着在眼科看病的病历。他被父母遗弃在了路边。

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特别大。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我和儿科医生沟通了很多次，终于得到了部分儿科医生的配合。同时，经过不停地给麻醉科医生“做功课”，他们终于接受了我的意见，愿意承担起麻醉的责任，并到日本短期学习，积极配合为这些不到出生年龄孩子进行眼科手术。

1995年，我终于成功完成了第一例早产儿视网膜手术。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足足做了2个多小时。当手术终于成功完成的那一刻，全体参与手术的医生护士都特别激动。

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我们认识到，必须把防治的关口前移。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其实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只要做好筛查，及早发现，通过打激光，再适当用药，孩子的视力发育完全可以不受影响。

然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患儿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和患儿家属认识到早产儿眼睛健康的重要性，我给原卫生部写了封信，建议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发病状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早期干预。

信寄出去以后，我满怀希望地等待消息，却一直杳无音讯。

2003年，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那一年，从天津中心妇产医院陆续转来了几个早产视网膜病变患儿，但已经过了时间窗，没办法治疗。我跟这些孩子的家长说明情况后，这些家长便联合起来，到原卫生部反映情况。

这一举动引起了原卫生部领导的重视，不久，原卫生部委托中华医学会召开讨论会，邀请儿科、麻醉科等相关科室的专家一起探讨如何防治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我被邀请做主题发言。

刚到会场，我就受到了一些与会专家的质疑。但是，通过翔实的数据和实例，我用了40分钟把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现状及干预措施做了透彻的汇报。听完后，专家们的态度发生了180°的转变。

这以后，我又在眼科、妇产科、儿科的各个学术会议上，以及各种媒体上宣讲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知识。

2004年，在原卫生部的领导下，我起草了我国第一个《早产儿治疗用氧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从此，国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起来。

2005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团队关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高危因素调查”在首发基金成功立项。之后，我们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妇幼保健院等6家医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已经从1994年的20.3%下降到10.8%。

同一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挂牌成立“儿童眼病中心”，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中国的儿童防盲基地，这是我国唯一的一个三级甲等医院建立的儿童防盲基地。

为了尽可能让患儿在时间窗内接受治疗，我们还建立了北京市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网，由眼科大夫到各大医院儿科，根据儿科医生的推荐，对早产儿进行有针对性的筛查和早期干预治疗。

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婴幼儿眼病手术治疗量在国内名列前茅，很多儿童眼病疑难杂症都转到这里。每年，人民医院还要承担儿科和眼科医生的培训。

为了救治一个孩子，我们付出的努力非同一般。但看到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是您让他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年看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每次想起这个病人，都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这是一位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姓那，孤身一人生活，是街道的低保对象。因为视力明显衰退，从内分泌科杨大夫那里转介到我这里治疗。

经过检查发现，那大爷并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压也正常。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视力衰退呢？会不会是正常眼压型青光眼？

我给那大爷做了视野检查。果然是！

我对那大爷说，尽管眼压不高，您也必须坚持用降眼压药，一定不能大意，不然视力可能会完全丧失。以后每个月来我这里检查一次，在门诊快结束的时候来，我的专家号您千万别挂了。

就这样过了6年。

有一天，我做完手术走出手术室，看见那大爷站在门口，忙问：那大爷，有事吗？

“没事，我就是想给您这半斤茶叶。”

听到这话，我一下子愣住了。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大爷在看病时，听到护士提了一句“没茶叶了”，就特意到自己平时最喜欢的茶叶店买了半斤茉莉花茶，说是老北京人最喜欢的茶。

我跟那大爷说：“这茶叶我不能收。”

可是那大爷非常坚持。没办法，实在推辞不下，我只好收下了。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护士告诉我，街道办事处的人在办公室里等我。

我走进办公室，看到他们脸色十分凝重。街道办事处主任说：“黎大夫，我们受那大爷之托来看您，给您带来这一斤茉莉花茶。老人前几天去世了，去世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一定要到人民医院看看杨大夫和您。他说，是您让他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年看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接过这包茶叶，我觉得好像有上千斤重……

良师益友，助我成长

对于年轻人来讲，选择什么样的单位去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大多数人可能喜欢选择大医院、病人多的医院、知名度高的医院。但我并没有走这条道路。

我是1973年考入北京医学院的。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工作。

1982年，我参加研究生考试，以北京医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动员转成出国研究生，到德国埃森（Essen）大学眼科医院学习，专攻眼底病。

1986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回国。回来之前，我向北京市几家医院递交了申请，并且到各家医院约谈。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和人民医院都欢迎我去工作。

当时，人民医院眼科只有6名医生，加上技术员和护士，一共9个人。眼科没有自己的病房，整个五官科和皮肤科在一起，眼科能够动用的床位只有3张。在人民医院，眼科的地位就是一个给其他学科会诊的科室。可以说，与另外两家医院相比，当时的人民医院眼科各方面都是“先天不足”。

然而，我最终选择了回到人民医院。

做出这个选择，与当时人民医院院长杜如昱教授毫无保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下飞机的第2天，杜院长就打电话给我，说：“我给你留了一台激光机，你要不要看一看？你还需要什么？”

 “我需要手术显微镜。”

 “马上就是一个展览会，你到这个展览会上去选。”

当时，协和医院领导对我说，我们现在要做基建，3年之内不允许买任何新设备。同仁医院也有自己的问题。

经过比较，我觉得能够给我设备是第一位的，所以我选择了人民医院。

另外，我也要感谢我成长的城市——北京市。这里有一大批支持我的老师，包括同仁医院的各位老师，协和医院的胡天圣、张承芬教授，眼底病内科最权威的老师之一、开创国内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先河的河北医科大学廖菊生教授，等等，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不仅给我转介病人，而且在我做完手术以后，他们和病人之间，他们互相之间，他们和我之间，还会进行交流和反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没有这么多好老师对我的支持，我不可能有今天。

还有北京以外的一些老师，包括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张皙教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王文吉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严密教授，等等，都是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信任。他们不计较我在发言时的不善言辞、甚至有时候有些失礼的提问，始终在支持我，鼓励我，这是令我特别感动的地方。

正是这些老师毫无保留的支持与鼓励，为眼底病领域创造了非常好的学术氛围，在促进我个人成长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眼科事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

推动学科发展，坚持走自己的路

作为学科带头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去推动学科的发展？到底要走哪条路？

在眼底视网膜手术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面临了“打气”（惰性气体填充）还是“打油”（硅油填充）的问题。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明朗化，打气有打气的适应证，打油有打油的适应证。但是这些适应证都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一直秉持着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减少对病人的伤害，不要让病人因我们的学习曲线而减少视力。所以我们选择了推动硅油的使用。我现在以打气为主，但是对初学者来讲，如果一开始就选择打气，失败的几率非常大。这样会让病人花钱多，视觉的损伤重。

我觉得在推动学科发展方面比较自豪的一点，是我们坚持了扣带手术，就是外路手术。我们尽管推广了玻璃体手术，但仍然坚持扣带手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7、2008年，在美国居第一位的视网膜复位手术方法是充气性视网膜复位术。我们没有倡导这个手术，是基于我们对手术原理和发病机制的了解。当时欧洲和美国存在很大的差异，针对相同的疾病，欧洲是做扣带手术，美国是做充气性视网膜复位手术。事实上，充气性视网膜复位手术虽然简单，但是它的成功率低于扣带手术。我们坚持走这条路，尽管它花费的时间要比充气性视网膜复位手术长，尽管它的收费比充气性视网膜复位手术要低，但是它的成功率高。

这是我们在推动学科发展方面走了自己的路。我觉得我们对得起患者，对得起我们的学术队伍，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作为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第一代开创人，在当年起步的时候还算年轻，现在都已经慢慢开始退出了。我们这个队伍同道之间关系比较好，因此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愿意到这里来。现在，我们这个队伍已经建设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是医生，不是手术匠；不光看到眼球，还要看到全身

我在去年获得“2017年中美眼科学会金钥匙”奖的时候，谈到为什么我们要做科研？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医生或者说是医师，而不是手术匠。我们不能知足于我会做什么操作，我们必须掌握这种疾病，解决好这个疾病所面临的难点，所以我们离不开临床。

但是，临床上很多技术是传统习惯保留下来的，这些技术到底好还是不好？新技术不断涌现出来，要和传统的技术进行比较。旧的不等于要全部否定，新的也不等于全部都正确，都有发展的空间。到底哪种方法好？就要靠临床科研来做比较，就需要一套临床设计。所以，要做一名好医生，我们希望他能够做临床科研，而不只是会做手术。

现在的学科发展，需要大量用药，而用药离不开对疾病的认识。例如，我们现在都知道抗VEGF，是治疗新生血管性疾病的一类药物。但是，医生在用药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个疾病的VEGF是高表达还是低表达？VEGF高表达，抗VEGF是有效的。但是对于VEGF低表达的疾病，应用抗VEGF，并不能起到相应的治疗效果。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有些医生只满足于说“你有这个药，好，我什么病都试试，我去摸索经验”。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一定要借鉴成熟的临床试验数据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好的医生不能光是会操作、会手术，操作或手术中一旦出现全身性问题，就傻眼了。对于眼科医生来讲，就是不光要会操作，还要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原理，不仅看到眼病，还要看到全身问题。这是我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获得好的治疗效果，是解决好医患关系的核心

医患关系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成心闹事的病人是极个别的。获取好的治疗效果，应该是我们解决好医患问题的核心。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也是对我们现在的队伍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们在本科教育或者是在研究生教育中，很多学校忽视了沟通能力的培训。在美国，一名医生的成长是比较漫长的过程，首先要有4年非医学专业的学习，然后是4年的医科，之后还有1年在各科轮转。经过9年时间，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年纪，他的社会经验、资历都在成长成熟。而我们的医生队伍偏年轻化，不大会跟社会上的各种人沟通，跟老师沟通也很少，只会跟自己的同学、父母沟通，有些跟父母沟通得也不是很好。沟通能力的训练，确实是做得不够的，这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缺陷。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医疗质量，以及医疗安全的管理。如果我们的医疗安全能够采用现代信息化的技术，能够做得非常严谨，让医生一步一步地去交代，进行各种核对，将各种安全措施都做到位的话，就能够减少差错，做好手术，提高治疗效果，最终提高医疗质量。

年轻人一定要勇于开拓，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对于年轻人来说，选专业也是非常重要的职业选择之一。在这方面，我可能跟很多人思考得不太一样。我想的并不是哪个专业病人多，而是怎么样能够打开局面。

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像我的学生陶勇，现任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在我的动员下选择了葡萄膜病这个专业。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看好的专业，一方面，治疗以内科为主，治疗效果不好，病人满意度低，也挣不了大钱。但陶勇干得非常出色。还有杨柳，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我推荐他进入了葡萄膜病学组，目前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年轻人不一定要选择很热门的专业，而应该选择具有挑战性的专业，要敢于去突破，去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另外，我想说的是，年轻人一定要踏踏实实钻研专业，学习技术，系统学习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现在的培训主张“短平快”，虽然对于我们医生少、病人多的医疗现状是个补足，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对于医生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是一个“短板”。尤其是视网膜手术的培训，一定是不能低于1年的。只有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才能对病人伤害最小，对病人帮助最大，才能够最大程度让病人满意。

（黎晓新口述，李妍采写）

黎晓新

北京大学眼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眼底病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会长、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现任厦门大学厦门眼科中心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