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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手术室草图到改写全球指南的“金标准”,从知识的学习者到证据的贡献者——刘建民教授团队走过的23年,是中国血管介入从“跟跑”到“领跑”的缩影。这条路写满了“不治也是死,治也是死”的生命相托、“此路不通”后的死磕、核心技术遭封锁时的突围,也最终兑现了一句朴素的承诺: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持,最后你一定能看见。
2026年7月2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图1)。
当刘建民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他想起的,是26年前手术室里那个令他“心惊肉跳”的夜晚。
那一次,他做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在那之前,没有人做过。在那之后,全球脑动脉瘤的治疗史被彻底改写。
从中国首例到全球“金标准”,从一张手绘草图到改写国际指南——这条路,刘建民走了23年。
图1:2026年7月2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上海长海医院刘建民教授(中)团队摘得2025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2000年,上海长海医院。
一位椎动脉瘤破裂出血的危重患者被推到了刘建民面前。血管病变位置极深,形态不规则——开颅夹闭做不了,弹簧圈栓塞也不能填塞。摆在刘建民面前的,几乎是一道无解题。
但这道题不做,答案只有一个。
“做临床医生,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失败。”刘建民回忆起那个年代,“特别是30年之前,对于脑卒中患者,我们医生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那个年代,脑卒中患者上了手术台下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什么还要上去呢?因为不上患者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彼时的上海长海医院神经外科,脑卒中是死亡率最高的病种。“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药物主要是用来控制并发症的,对脑出血和脑梗死的直接病因,当时缺乏特别有效的办法。”
在反复研究影像之后,刘建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在脑血管里放一枚支架,如同在动脉瘤瘤颈处筑起一道防护屏障,重建正常血管通路,进而实现安全栓塞?
在今天看来,这已是一项临床常规术式。但在2000年,这几乎是“异想天开”。
脑血管极其薄弱,只有心脏血管一半左右的厚度,漂浮在脑脊液中,缺少坚韧组织支撑,在脑血管里操作支架,被认为是不可触碰的技术禁区。
但刘建民不是拍脑袋。在那之前,团队已完成大量动物实验和解剖学研究。他们发现,虽然脑血管更脆弱,但“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地在血管内实施操作,不超出它承受压力和移位的边界,从理论上分析,可能是可行的”。
3个月前,医院接诊过1例病症高度相似的患者。团队虽完成全部术前筹备,方案却未能通过医院专家委员会评审批准,患者出院后9天不幸离世。
那次遗憾,深深烙印在刘建民心底。
可是这一次,他不想再放弃。
他和影像科、介入科、心血管内科、麻醉科组建了多学科团队,在上次被驳回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完整的文献检索、更充分的实验数据支撑,同时制定完备的手术失败应急预案。历经专家委员会、伦理委员会、院方的层层审核,方案终于获批。
而最为关键的一关,是争取患者和家属的理解。沟通中,患者说了一句话,刘建民记了一辈子——“不治也是死,治也是死。我愿意试一试,刘医生,你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帮我做,我愿意做这只小白鼠。”
“我真的特别感动,也倍感压力。”刘建民说。
手术那天,每一步操作都牵动人心。
“每一步我们都不知道对错,每一步我们都不知道脑血管能否承受这样的操作和压力。”刘建民说。合作团队来自心血管内科,他们的经验来自心脏血管——坚韧、粗壮,可脑血管的解剖生理特性与之不同。
“每一次血管的移位,每一丝的牵拉,都让我心头一紧,生怕发生血管破裂。术中血管移位幅度最高接近1 cm,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细小血管即将被扯断。”刘建民回忆。
幸运的是,术后造影显示脑血管破口成功被堵住了,同时支架将脑血管保护起来,脑血管血流完全通畅,从影像上看,首例血管内脑血管重建手术,取得了技术层面的成功。
但刘建民最紧张的时刻才刚刚开始——唤醒麻醉。“我生怕这个患者麻醉药撤掉以后,他醒不过来。”
麻醉药过去,他呼喊患者的名字。患者睁开眼睛,看着他。
“跟我握手。”
两只手都能握。那一刻,刘建民说,“可能我一生当中激动的时候不多,那一刻,真的是满心的喜悦与释然难以言表。”
这是中国首例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图2)。患者健康生活至今。
刘建民至今记得那位患者的名字——孙恒虎。“我特别感谢这位患者。”
图2:中国首例颅内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术
首例手术的成功,让刘建民看到了“脑血管重建”的曙光。但曙光之后,是更深的追问。
团队用支架辅助栓塞治疗了大量过去认为无法治疗的动脉瘤,但他们发现一个现象: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差。为什么?
这一追问,指向了刘建民科室文化的内核。
“我们科室推崇‘问题文化’。”刘建民说,“昨天我们开了4个小时的会,全是主任教授在一起,全是问题导向,全部都是自己或互相提问分析。做完一台手术,每个手术团队都要复盘分析,自我批评,我这台手术还有哪里没做好,如果重来一次,我会改变哪些?”
这种“问题文化”的种子,早在1990年就已埋下。那年刘建民代表医院第一个获得了学校A级教员和上海市十大优秀青年教师,他当时发言的题目正是“重要的是善于提出问题”。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核心是你能不能看到问题?在看到问题以后,你能不能凝练问题?最后提出一个非常精准的科学问题。”他用牛顿举例,“苹果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了,但不认为是个问题。牛顿看到了,深度思考研究,最终提炼出了科学理论。”
带着这种科研思维,团队开始追问:为什么有的动脉瘤支架辅助栓塞后效果好,有的不好?
他们做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一名博士持续两年开展犬类动物实验。“狗都是养在农民家里的,每个月给他一些钱,他每天从食堂打了饭送过去给狗吃,对狗比他自己还好。”
历时两年钻研,团队拿到关键实验数据:支架金属覆盖率,决定了脑血管能否从影像层面的重建,迈向真正的解剖学愈合。
这一结论意义重大:当支架网孔足够致密,血管内膜便可完成覆盖生长,动脉瘤不再只是被机械封堵,而是实现真正的血管愈合。这在过去,被学界认定为不可能实现。“以往学界普遍认为介入治疗无法实现血管解剖愈合,而我们的实验证实,这是可以达成的目标。”
但问题随之而来,现有支架金属覆盖率只有6%,要达到30%~40%的密度,需要重叠放置4个支架。技术极其复杂,稍有差池就会出现严重并发症。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提高临床疗效的方向,但我们的技术相对落后,当时的器械过于复杂,难以实现。”
2003年,刘建民在手术室画了一张草图:一枚高金属覆盖、密网孔的管状支架。不是去“堵”动脉瘤,而是用密网支架“重建河道”——让血流改道,不再冲击瘤壁,给动脉瘤自我修复创造稳定的条件(图3)。
图3:血流导向装置的设计想法
这就是血流导向装置的最初构想。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条路线能走通。
从一张草图到产品,每一步都是无人区。受限于传统加工工艺,金属覆盖率最多只能做到11%,远远达不到30%~40%的目标。三个博士生先后攻关,结论都是同一句话——此路不通。论文做得很好,但结论是现实工艺无法实现目标,三个博士,三条“此路不通”。“但我感觉这件事能成,方向是对的,只是现在实现不了。”刘建民说这句话时,语气里没有犹豫。
他开始了一场“疯狂”的跨界。从浙江大学请来流体力学专家做模拟,找到上海钢铁研究所研究镍钛合金材料,又联合企业攻关编织工艺。因为“如果固守原有的学科边界,不交叉,你就始终在你那个水井里面”。
更大的困难在于:核心设备高精密编织机被国外技术封锁。“核心设备高精密编织机不卖给我们,就像现在的光刻机一样。那怎么办?捣呗,就把它捣出来了。”
他们从零开始研发,最终捣出6套国产设备(图4),刘建民甚至买了马弗炉、线切割机装在医院里,亲手摸索钛材料的比例和温度。“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当工程师,挺有意思的。”
图4:自主研发高精密支架编织设备
865次尝试,34个关键工艺参数。从2003年画下草图,到2009年第一个可用的实验模型诞生,整整6年。“如果拿到现在来看,简直是惨不忍睹,”刘建民说,“但是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这是对的。”
中间还有一段“被抛弃”的经历。合作企业不相信项目前景,悄悄停掉了研发。刘建民发现后非常生气,但生气之后,还是继续干。
2018年,我国首款血流导向密网支架(Tubridge)上市(图5)。比国外同类产品更柔软、更贴合血管壁。这个“更柔软”背后,是首创的64丝超密编织工艺、可旋转输送系统、双模显影技术等一系列独创技术。
图5:国产首款血流导向装置及全系列配套器具
但刘建民没有止步于一个产品。配套研发的国际首个可吸收弹簧圈、专用微导管、支撑导管等8款辅助器械同步问世,构建了从“单一产品”到“中国整体解决方案”的跨越。
一台过去需要数小时、多人协作的复杂手术,变为一名医生、一根导管、30分钟完成。
中国医学论坛报李妍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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