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首语

INTRODUCTION

从1936到2026，时光的卷轴上，镌刻着医院九十载的峥嵘岁月。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附属诊疗所初启，到如今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几代仁医人薪火相传，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这部厚重的医院发展历史。

“德术并举，病人至上”，镌刻在医院的文化基因里，更流淌在一代代医者的血脉中。在简陋的条件下迎难而上，在艰苦的岁月里坚守初心，在时代的变革中勇攀高峰——前辈专家们用一生的实践，为这八个字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更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的故事，是医院最珍贵的记忆，也是后来者最温暖的力量。

“九秩医路，薪火相传——老专家口述历史”栏目开启，将珍贵的记忆汇编成辑，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让藏在岁月里的感动与坚守，成为点亮九秩荣光的点点星光。愿历史的讲述，能带领我们回望来时之路，汲取前行之力，迎接医院九十周年，续写下一段奋进的新征程。

杨玉：疑难危重患者康复了，最令我感到幸福

我是杨玉，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天职是救病助人，疑难危重患者康复了，最令我感到幸福。在医生的职业道路上，我一直牢记母亲教诲：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长征路上，难免有险阻，无悔无怨，莫停脚步！不图功名利禄，但求驱散人间疫病痛苦。

一波三折终成学业01.

上学，对生在动乱年代，还是少年的我来说，是执拗的追求。我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却远比别人短，小学跳了两级，中学跳了一级，可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

1937年，战乱四起，12岁的我和家人成了逃难的难民。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做收发员的父亲被遣散后，我们一家便逃难到石臼湖西边当涂县内的大官圩。那时我才十几岁，为了帮补家用，就做起了走村串户的小商贩。我每天捧着个篾筛子，里面放着芝麻糖、香烟等小杂货到处叫卖。尽管是动乱年代，尽管我每天要走村串户去卖东西，但无论条件多么艰难、人多么辛苦，每天晚上回到家，我都要坐在豆油灯下苦读。就算没有学校可上，可读书学习的习惯我丝毫没有改变。

去外地上学对我来说纯属意外，却也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折。1940年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天主教堂的院子里嬉闹，一个外国神甫走了出来，训斥道：“你们这些孩子怎么跑到这里来闹，给我出去！”年少的我并不惧怕神甫，也高声反驳道：“你还叫我们出去？应该是你出去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凭什么叫我出去？！”

也许这句掷地有声、充满民族气节的话触动了神甫，他的态度缓和下来：“你们不好好念书，在这里闹什么？”“我不好好念书？我到哪里去念书呀！”“为什么不去学校？”一听到“学校”二字，我的神色有些黯淡但话语又不失自信：“我家没有钱供我上学，但我的学问我自己心里有数。”神甫一听，兴致来了：“来来来，让我来考考你。”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我一看，这算什么呀，拿过粉笔不假思索“唰唰唰” 就写出了解题步骤和答案。“小朋友不错嘛！”神甫的脸上露出了几分赞许的神情，他对我说：“你要是愿意念书，我介绍你到芜湖的内思中学去读书。”随即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开学后，我带着行李来到了芜湖内思中学，通过考试，直接插班到初三，学校还为我减免了学费。后来才知道，这位神甫是刚从西班牙来华的该校兼职数学老师，暑假后神甫就从当涂回到了芜湖的内思中学教书。初三一年，我并没有按部就班地读初三课程，而是啃起了高中数理化。我在旧书摊上淘来书籍，利用自习课、午休和夜晚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

1942年，我考进了南京的安徽中学高三。在校期间，我很快拿到了奖学金，但家中依旧没有多余的钱供我上学，高中生活十分艰苦。那一年的寒暑假，我每次回到学校都会背上一麻袋锅巴，早中晚三餐都泡锅巴吃。一年后，我又以高三第一名的成绩从这所学校毕业。拿着这张高三的毕业文凭，我又考进了中央大学医学院。

初出茅庐小试锋芒02.

1949年夏，我本科毕业留校，在担任内科助教兼住院医师期间，负责管理12～18张床位，除24小时值班制的日常医疗工作外，还要认真备课，指导高年级学生内科学的见习和实习。另外，每周被安排上门、急诊各1～2次。

在紧张忙碌的临床工作中，唯有认真敬业，才能积累经验、夯实基础。党的谆谆教导我牢记心间，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也深刻认识到，立志从医，必须任劳任怨，才能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1950 年夏秋之交，扬州多地儿童出现头痛、高热、昏迷、抽搐等症状，苏北行署请求支援，学校派我前往。我通过腰椎穿刺检查脑脊液，判断为病毒性脑炎流行，并留在苏北人民医院指导防治工作。年轻的我不负所托，深得该院内、儿科主任的认可与器重。

1951 年，常州某纺织厂十几名女工出现类似 “流感” 的症状，我奉命前往调查。抵达后，我仔细询问发病情况，逐一体检、阅片，并深入车间、原料库与成品库，不顾劳累，往返于工厂与女工宿舍之间，反复排查分析，最终判定并非流感，而是霉变棉尘过敏症。通过改善工作环境、对症用药，事件数日便得到控制。我的工作得到当地和上级领导的好评，有人还以为我是专职防疫人员。这也让我明白：做任何事，只要敬业认真，就一定能做出样子。

一心只为病人着想03.

20世纪 50 年代，我先后七次被派往外地，参与黑热病、血吸虫病、丝虫病、乙脑等传染病的群防群治工作。

1950 年初，我参加部队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名战士初次静脉推注最小剂量的酒石酸锑钾后，出现剧烈呕吐，随后又发生黄疸。为了安定情绪、观察病情和抢救的需要，我与他同睡一铺，还为他端尿壶、擦澡。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曾在其笔记中写道：“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惨”。我从医以来，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1951至1953年，几位患有肺结核的青年因病失学而感到痛苦，又怕将这种“绝症”（当时称十痨九死）传染给家人，要求住院，而医院肺科病床额满无法收容，怎么办？我介绍他们相互认识，租借医院附近比较僻静的小屋住在一起，共同养病、生活和学习。他们如同兄弟般相处，既不寂寞，又与家人和外界相对隔离，名曰“自办疗养室”。我则以朋友和医生的双重身份，每1到2周或在节假日抽空去探望他们一次，义务地向他们做卫生宣教，并送医送药上门。也便于我临床验证新药异烟肼，密切观察其疗效和副反应。

1956年，我随校迁来南京不久，511厂有位姓高的患者，咯血多次，在外院治疗始终不见好转，我给他做了仔细的检查，认为是右肺中叶综合征，建议手术，切除了肺中叶后，从此没有咯血。迄今，这位患者每年都要给我拜年，再忙，也会打个电话来问候一声。

1994年，我正在专心诊病时，撞进一位气喘吁吁的男病人，护士拦不住，他断断续续地大喊大叫着，冲进诊室，要我给他看病。当时，还有几位病人正在候诊，情况很乱。我停下工作，耐心询问后得知，他从高邮农村赶来，患肺部疾病20多年，挂号时发现口袋里的钱被小偷扒窃，一时急得不知所措。我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掏出50元请他去挂号，并嘱咐他在门前座椅上排队等候看病，他立刻平静下来。看完病，我说：“你经济困难，钱不用还了。”谁知一个月后，竟收到一张邮汇单，附言写着“病好点，还50元，谢谢。”多么淳朴可爱的老乡啊！

业余自学必须联系实际、紧跟前沿04.

医学是一门高度经验的学科，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没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很难在临床实践中得心应手。许多人对我诊断的准确率感到诧异，对此，我常说：“要读书、看杂志，别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你只要花时间去读就能获得丰富的诊疗知识，这是一件多么占便宜的事呀。”

1948年春天，五年医本科学习即将结业转入临床实习阶段，内科学还要通过授课老师面试，许本谦教授问我：“说说痛风的发病机制，怎样诊断和治疗吧。”我毕恭毕敬地按照老师授课内容作了回答，还汇报了近期中、外文杂志上的有关学术的新信息和自己的心得。许教授听了很高兴，给我90分，并当面鼓励。老师严峻而温暖的教诲，我至今铭记在心。

妻子常笑我是 “书呆子”，而我这一生，也确实与书为伴。我始终认为：不读书、不看杂志，就跟不上医学发展的步伐。三十岁前后，我几乎学习入迷，常常熬夜苦读，连乘船、候车的片刻，也带着杂志，不肯浪费一分一秒。工作中遇到问题，我随时记下，及时查阅资料寻找答案。那时我的书桌上常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一本是《Pathophysiology》，几乎每天都要翻阅。图书馆里每一期本专业的新期刊，只要有重要论述，我都会摘录成读书卡片。

1958年年底，党和政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奉命在内科八病区建立 “中西医协作病房”，我抓紧时间阅读一些中医书籍，熟读了三十多首汤头歌，虚心向老中医请教。原来对中医一无所知的我，逐步学会了中医的临床四诊和辨证法则；懂得了《伤寒论》的六经分类及《温病》中的三焦、营、卫、气、血等学说。随后在整个内科八病区推广中医中药和针灸治疗，特别是在派往农村巡回医疗期间更是受到农民欢迎，并借此顺利地度过了那段国际环境复杂、国内西药十分紧张的几年艰难时光。

从医一生，只有一辈子联系实际、紧跟前沿地学习，新知识才能真正记牢、化为己用，医疗水平才能与时俱进、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