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所有年龄段儿童的FA均有所增加，饮食习惯等一些环境因素可能在促进FA的发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超加工食品（UPF）是加工食品物质（油、脂肪、糖、淀粉、分离蛋白）的即食或即食工业配方，通过添加调味剂、色素、乳化剂和其他添加剂进行水解、氢化或其他化学改性。UPF的一个日益被认可且可能有害的成分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一项研究通过使用不同的实验模型表明，膳食AGE通过与人体细胞的直接相互作用，可能对免疫耐受产生负面影响。除了膳食AGE，其他UPF成分，如防腐剂、甜味剂、色素添加剂等，可能也与儿童的不良健康结果有关。基于这些证据，减少超加工食品的摄入可能是预防FA的有效策略。一项出生前队列研究通过观察性数据分析，探讨了母亲孕期饮食、婴儿饮食多样性与儿童过敏性疾病发生的相关性。孕妇饮食指数反映了其在孕期的饮食质量，包括摄入的蔬菜、酸奶和油炸土豆等食物的综合评分。婴儿饮食多样性指的是在婴儿期间摄入不同种类食物的数量。研究团队从电子病历中获取儿童的过敏性疾病诊断。结果提示，母亲饮食指数和婴儿1岁时饮食多样性均与1~4岁期间过敏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增加相关。母亲饮食指数越高，婴儿饮食多样性越丰富，其患过敏性疾病的风险越低。

研究显示，在食物耐受与过敏的免疫平衡中，抗原提呈细胞（APC），尤其是树突状细胞（DC）发挥决定性作用，APC能够精准调控T细胞的分化，决定机体对食物产生过敏还是耐受。肠道APC（包括cDC1、cDC2和Rorγt+APC）从肠腔摄取食物抗原后，迁移至肠道引流淋巴结，通过MHC-Ⅱ分子向CD4+T细胞呈递抗原，并分泌细胞因子诱导其分化为不同的T细胞亚群。耐受性APC（cDC1、Rorγt+APC）和促炎型APC（cDC2）的比例是调控T细胞向pTreg分化和诱导食物耐受的关键，当该比例失衡时，免疫耐受将被破坏。感染等增加了cDC2的数量，减少cDC1和Rorγt+APC的抗原呈递机会，需要注意的是，导致免疫耐受受损的是cDC2的数量，而非功能。这也提示，恢复耐受性APC的比例可能是治疗FA的潜在策略。

杯状细胞来源的RELMβ蛋白在FA患者和FA小鼠模型的血清中含量丰富。敲除RELMβ可以抑制食物抗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Ig）E的产生和过敏反应发生，从而保护小鼠免受FA影响。RELMβ可以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和消耗产生吲哚代谢物的乳酸菌属和另枝菌属来破坏食物耐受性。而激活芳基烃受体，局部产生吲哚衍生物可促进FA保护性的RORγt+调节性T细胞生成，可以维持食物耐受性。这项研究提示，恢复免疫系统对食物的耐受性，除治疗症状外，还有可能为FA提供预防性治疗或治愈策略，而RELMβ及其潜在受体有望成为治疗靶点。

FA在儿童时期很常见，因生活中很难避免意外摄入有害食物，非常需要针对这种疾病进行治疗。一项单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奥马珠单抗作为单药治疗对阈值≤443mg食品蛋白质的食品过敏儿童有效，其治疗期间阈值水平提升可显著提高患者的安全性，并保护所有儿童免受少量过敏原的侵害。

IgE介导的牛奶过敏（CMA）是英国和美国幼儿发生致命性过敏性休克的主要原因。目前尚未有针对IgE介导CMA的治疗方法获批，包括口服免疫治疗（OIT）、舌下免疫治疗（SLIT）、表皮免疫治疗（EPIT）以及生物制剂在内的多种疗法正处于研究阶段。一项Ⅰ/Ⅱ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剂量范围临床试验显示，2~11岁IgE介导的CMA儿童接受每日300 μg Viaskin牛奶进行EPIT12个月后，治疗反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治疗相关的过敏性休克发生率和治疗中断率较低。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探索Viaskin牛奶治疗IgE介导的CMA儿童的可行性。

花生过敏是儿童期最常见的危及生命的食物过敏的类型之一。传统治疗依赖严格避免过敏原暴露和使用急救药物，但难以根治且可能引发营养不良。OIT通过逐步增加过敏原暴露量诱导耐受，已获批用于临床（如AR101），但其疗效受限于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和高脱落率。一项研究表明，度普利尤单抗联合OIT可显著提高儿童花生过敏患者的耐受性，尤其在剂量递增阶段效果显著，但对维持期疗效的持续性有限。其机制可能与抑制2型炎症及调节IgE水平相关，且安全性良好。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具体机制不清。研究人员首次描绘了一个从肺部到脑干再回到肺部的完整过敏原回路，包括肺内迷走感觉神经元将信号投射到脑干的孤束核（nTS）区域，Dbh+nTS神经元整合过敏原信号并将其传递给疑核（NA），NA神经元再通过胆碱能信号传递给支配气道的节后副交感神经元，最终导致气道高反应性。研究结果为使用神经调节来规避当前哮喘治疗的系统性副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哮喘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哮喘的诊断特征是机械性支气管收缩。哮喘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围绕炎症相关信号展开的，一项研究聚焦哮喘的机械病因，研究者发现，支气管收缩导致的病理性拥挤会使大量上皮细胞挤出，从而损害气道并导致炎症出现和黏液分泌。尽管用沙丁胺醇解除气道痉挛并不会逆转这些反应，但在支气管收缩期间抑制活细胞挤出的信号传导，如SA通路和TRP通路可以阻止炎症发生和黏液分泌，从而提出了哮喘潜在的控制靶点。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母乳喂养超过3个月后，婴儿消化系统和鼻腔中的微生物组会逐渐成熟。早于3个月停止母乳喂养的儿童肠道中更早出现活泼瘤胃球菌，这种细菌参与了色氨酸的形成和分解，而色氨酸及其代谢物都与免疫系统的调节和破坏有关，包括增加患哮喘的风险等。研究者提出，母乳喂养对塑造婴儿的微生物组、促进肺部健康、预防哮喘的发生等至关重要。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补充含维生素D的标准产前复合维生素（400 IU/d）相比，孕产妇补充维生素D（4400 IU/d）可显著降低3岁和6岁后代的哮喘发病率，并降低儿童血清总IgE水平及改善肺功能。

病毒感染是哮喘发展的危险因素。导致哮喘的机制可能涉及对病毒感染的异常气道免疫反应。一项研究主要探讨了病毒感染后呼吸道疾病发作期间，病毒特异性免疫反应引起的上气道免疫介质水平的差异及其与后期哮喘发生的关系。结果提示，病毒感染与多种1型及调节性免疫介质[包括干扰素（IFN）-γ、肿瘤坏死因子（TNF）-α、C-C趋化因子配体（CCL）4、C-X-C趋化因子配体（CXCL）10和白介素（IL）-10]的上调和2型及17型免疫介质（包括CCL13、CXCL8）的下调相关。与未患哮喘的儿童相比，患哮喘的儿童在病毒感染期间IL-10水平降低，这为早期病毒感染、气道免疫和哮喘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新见解。

儿童哮喘与不同的代谢组学特征有关。一项基于92例中重度哮喘患儿的研究，通过对粪便和血清代谢组学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三种代谢类型。代谢类型1的变应性鼻炎比例最低，血清神经酰胺和甘油三酯升高；代谢类型2具有较高的哮喘控制概率，母乳喂养≥4个月的儿童比例最高，糖摄入量减少，血液中性粒细胞和血清炎症标志物水平最低，血清酰基肉碱和ω-3脂肪酸水平升高；代谢类型3包括最高比例的未控制哮喘患者，血清胆固醇酯、磷脂酰胆碱和鞘磷脂降低，粪便氨基酸升高，粪便微生物群多样性减少。以上内容说明，代谢分型在哮喘的精准医学治疗策略中是有价值的。

哮喘急性发作的预测和预防是哮喘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传统的风险评估主要基于既往哮喘发作史和一系列临床风险因素，这种方法只能在事件发生后识别风险。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22项随机对照试验中6513例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型炎症生物标志物[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是独立预测因子，二者协同作用可显著放大风险。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界值（可逆性12%）与较低的哮喘发作率相关，而当可逆性超过25%时，哮喘发作风险则显著增加。血清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EPX）是哮喘全身性嗜酸性粒细胞炎症的有效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痰EPX水平是比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更敏感的气道嗜酸性粒细胞炎症生物标志物。

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6（STAT6）基因位点的常见非编码变异与多种2型炎症特征相关。研究者发现，STAT6中的一个罕见错义变异p.L406P与血浆STAT6和IgE水平降低以及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计数降低有关，表明STAT6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哮喘治疗靶点。高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治疗可能抑制内源性皮质醇产生，增加肾上腺功能不全的发生风险。一项研究通过对全球代谢物分析并结合电子病历数据，最终确定了12种与肾上腺功能不全显著相关的代谢物，其中3种在验证队列中得到重复验证，包括两种类固醇代谢物和同型瓜氨酸。线粒体DNA拷贝数（mt-NDA-CN）被认为是线粒体功能障碍标志物。哮喘患者mtDNA-CN水平低于非哮喘患者，且与急性发作有关。低mtDNA-CN并非通过炎症介导，而与哮喘遗传易感性有关。

靶向IL-4Rα 一项研究纳入18~70岁、被诊断为未控制的中重度2型哮喘患者（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00个/μl，且FeNO≥25ppb），这些患者除了接受中高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并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外，还接受度普利尤单抗（靶向IL-4Rα）或安慰剂附加治疗，直至第24周。结果显示，度普利尤单抗减少了气道炎症和黏液栓塞，改善了肺功能和哮喘控制情况。另一项研究显示，度普利尤单抗对6~11岁患有不受控制的中重度哮喘儿童的长期治疗耐受性良好，安全性可接受。有研究者调查了12周的度普利尤单抗对气道高反应性、哮喘控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尽管伴随ICS使用剂量减少，度普利尤单抗仍可显著改善肺功能、哮喘控制评分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针对IL-4Rα的可吸入单克隆抗体的开发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一个新开发的全球首款靶向IL-4Rα的吸入式纳米抗体LQ036是一种高亲和力与高特异性的同源二价纳米抗体，研究显示，其可以显著抑制人源化哮喘模型小鼠血清中的卵清蛋白（OVA）特异性IgE水平，显著抑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CCL17水平及支气管黏液细胞增生和气道杯状细胞增生。此外，转基因小鼠经雾化吸入LQ036后，表现出良好的药代动力学、安全性和组织分布。这些临床前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吸入式LQ036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凸显了其作为哮喘吸入式生物疗法的潜力。

靶向IgE 有研究显示，在奥马珠单抗（靶向IgE）治疗期间，哮喘控制测试和生活质量评分增加，并可安全地重新引入过敏性食物。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共纳入3451例≥12岁的哮喘患者，2138例患者使用度普利尤单抗，1313例患者使用奥马珠单抗，与后者相比，接受度普利尤单抗治疗的患者在随访期间经历哮喘急性发作的风险降低44%，且患者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处方率降低28%。

靶向IL-5 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美泊利珠单抗（靶向IL-5）治疗能改善临床症状、降低气道组织重塑指数，具有改善哮喘病情的作用。但美泊利珠单抗在治疗重度嗜酸性哮喘（SEA）时残留气道炎症可能导致哮喘持续急性加重。一项针对27例美泊利珠单抗治疗的SEA患者的研究显示，在稳定状态下进行为期2周的大剂量口服泼尼松龙治疗，泼尼松龙显著下调了与2型炎症和趋化性相关的痰蛋白。这表明，在稳定状态下，泼尼松龙在美泊利珠单抗的治疗基础上具有广泛的抗炎作用，但这些影响可能与残留恶化有临床相关性。德莫奇单抗（长效IL-5拮抗剂）是一种超长效生物制剂，与IL-5具有较强的亲和力，每隔6个月给药一次均有效。德莫奇单抗降低了以嗜酸性粒细胞表型为特征的严重哮喘患者的年化病情恶化率，显示出较好的临床效果。

目前，当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疗效不佳时，更换生物制剂是常见的方法。有研究人员对抗IL-5/5R单抗反应欠佳的患者转用抗IL-4R单抗或另一种抗IL-5/5R药物，结果发现，两组哮喘控制测试评分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抗IL-4R单抗组口服皮质类固醇剂量累积减少幅度更大，在减少病情恶化和增加肺功能方面也具有较好的效果，但差异不显著。

靶向TSLP 有研究者分析了现实世界中使用特泽利尤单抗（靶向TSLP）治疗成人严重哮喘患者的临床和生物标志物数据，发现其可显著改善高达55%的高水平2型炎症性严重哮喘患者的临床疗效和临床缓解。

哮喘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均存在异质性，精准治疗对调整哮喘治疗方案很重要。ADRB2基因的Arg16Gly多态性影响哮喘治疗中长效β₂受体激动剂（LABA）的效果，携带A等位基因（Arg16）的儿童使用LABA治疗哮喘恶化风险增加。有学者探讨了基因型指导的哮喘治疗对儿童哮喘控制和恶化率的影响，基因型指导治疗包括ADRB2Gly16/Gly16基因型患儿加用LABA，而ADRB2Arg16/Arg16或Arg16/Gly16患儿加用双剂量ICS或加用孟鲁司特。结果显示，根据ADRB2基因型调整的治疗方案可降低未控制哮喘儿童的恶化率，说明根据基因型进行的精准治疗对哮喘患者至关重要。一项Ⅲb期临床试验研究首次证实，对于传统治疗未能有效控制的轻度哮喘患者，按需联合使用沙丁胺醇与布地奈德相比单独使用沙丁胺醇，可显著降低严重急性发作风险，这一创新疗法有望改变轻度哮喘管理指南，减少患者对急救药物的依赖及激素累积暴露。

儿童时期的肺功能是预测后续健康和疾病的重要指标。有研究显示，优化健康体重的干预措施，包括解决超重和肥胖问题（特别是有喘息症状的儿童）以及治疗非喘息儿童的体重过轻问题，可能有助于改善整个生命周期的肺功能。肺功能是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一项研究评估了接受奥马珠单抗、美泊利珠单抗或度普利尤单抗治疗的中重度成年哮喘群体的肺功能轨迹。将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₁）改善或每年下降≤0.5%定义为应答者。美泊利珠单抗组的FEV₁和用力肺活量（FVC）均有所改善（FEV₁+20 ml/年；FVC+43 ml/年）。奥马珠单抗组第一年有所改善，随后下降，整体FEV₁损失为-44 ml/年，FVC为-32 ml/年。度普利尤单抗组FEV₁（+61 ml/年）和FVC（+74 ml/年）均随时间改善。美泊利珠单抗组、奥马珠单抗组和度普利尤单抗组中应答者比例分别为50%、58%和72%。在此临床队列中，美泊利珠单抗、奥马珠单抗和度普利尤单抗对FEV₁和FVC均有益，且生物制剂启动后的轨迹各不相同。

运动也与哮喘关系密切。有研究显示，成人新发哮喘患者日常活动量显著偏低，提示增加步数可能成为预防哮喘的新型干预靶点。建议对哮喘高危人群及现患者开展基于可穿戴设备的运动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