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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医院神经精神医学与临床心理科/睡眠中心 潘鑫蕊
众所周知，如果人们长期暴露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就可能会产生过度担心或兴奋的情绪，引起疲惫或焦虑，从而干扰睡眠的质量，关于工作压力与各种睡眠障碍的关系也已得到广泛的研究证实。近期有研究发现，退休与睡眠时间延长，睡眠困难减轻，身心疲劳程度减轻有关，这些变化部分被认为与退休后工作有关的压力源消除有关。
既往有关退休与睡眠改善的研究中测量间隔较短，且未明确工作相关压力源及其数量与睡眠变化之间的系统关联。因此，本研究旨在确定消除工作压力是否能解释退休后的睡眠改善以及个人工作相关的压力源及其数量与睡眠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纳入的人群为芬兰退休和老龄化（FIREA）研究队列的2053名参与者，其退休时间为2013年至2017年，参加者的平均年龄为63.2岁，其中大多数是女性（83%）。对以下三个主要指标进行评估：
其中睡眠持续时间选择3个月为周期测量，其他睡眠特征用参与者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测量值与退休后的第一次测量值进行比较。使用SAS9.4软件进行分析。
该研究采用广义估计模型的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睡眠持续时间的变化，联合泊松回归分析其他睡眠特征，工作相关压力源及其数量与退休时睡眠变化之间的关系，之后将与工作相关压力源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并使用交互作用项来评估睡眠特征变化，最后在消除工作压力对睡眠变化较明显的群体中（短睡眠者，全职工作者）进行重复测量与敏感性分析。
试验结果：
图1显示了退休前后每3个月平均睡眠时间的估计值，可见在退休前参与者报告平均睡眠时间为7h 9min/24h，而退休后总睡眠时间水平显著增加了19分钟（95%CI：17~20 min）。退休后睡眠时间似乎会立即增加，在接下来的数月和数年内保持在相同的水平，部分原因可能是退休后几个月或几年后不需要“补觉”来缓解工作日的睡眠缺失。
六种不良睡眠结果的患病率估计
从表2中可以看出控制协变量后，退休后早醒、非复苏性睡眠、日间疲劳和因担心而失眠发生率减少。在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困难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3显示了退休过渡期睡眠变化与工作相关压力源的关系。对于每一个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而言，在退休过渡期间睡眠特征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其中有两个例外，退休前报告工作紧张的个体在维持睡眠困难方面减少幅度更大，而在报告努力-报酬不平衡的个体非复苏性睡眠的减少幅度更大，其原因尚不清楚。
表4显示了暴露于不同数量工作相关压力源的各组睡眠特征的变化。只有入睡困难的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退休前未接触任何工作压力源的个体比暴露于一个工作相关压力源的个体减少幅度更大。这似乎与常理中压力较大的人在退休后入睡困难缓解程度较大的假设相反，但由于该研究中只有5%的受试者报告退休前难以入睡，在考虑到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数量的情况下，会导致群体规模较小，因此该一结果需要谨慎解释。
综上所述，退休后短时间内观察到睡眠持续时间增加，清晨早醒，非复苏性睡眠，白天疲劳和因担心而失眠的次数减少。然而，并没有观察到个体工作相关压力源及其数量与睡眠变化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因此，退休后短时间内人们的感知睡眠质量有所改善，但这些变化主要是由工作压力缓解以外的因素驱动的。
本研究是对退休前后的各种睡眠特征进行重复测量的相对大样本分析。并通过计算每次测量到退休日期的确切时间，说明退休前后短时间内睡眠的变化。此外，本研究也获取了退休前多种工作相关压力源的信息，能够在控制各种混杂因素的同时，检验这些压力源的消除对睡眠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还在一些特定的小组中进行了重复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依赖自我报告的睡眠数据，容易受到报告偏差的影响，造成与客观测量结果不符。其次，FIRAA和FPS研究不平行，因此无法获得退休前工作相关压力源的即时信息。此外，在针对个人工作相关压力源的亚组分析中，样本非常小，统计效能较低。最后，该研究是局限于北欧福利国家中一组相对健康的公共部门雇员，概括性十分有限。
此外，由于退休后其他睡眠特征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如睡眠的数量，质量和可变性等。其中睡眠时间的变化与昼夜节律的偏好相关性很强，可以假设夜晚型的人由于不再需要根据工作时间调整睡眠时间，从退休中受益较大。因此还可以使用睡眠活动记录仪等方法研究退休后睡眠时间变化及评估受试者的昼夜节律。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关注睡眠变化的其他潜在机制，如退休后睡眠的改善是否是与生活方式的积极转变或者个人对睡眠的评价方式的变化有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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