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主要结果显示，CKD在住院人群中的比例稳定在5%左右，而在CKD的病因构成中，糖尿病肾病已取代肾小球肾炎成为我国CKD住院患者的首要病因。2018年数据显示，糖尿病相关CKD在住院患者中占比28.78%，较2017年提升1.64个百分点，这种增长趋势在60岁及以上人群中更为显著。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疾病谱变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我国日渐上升的成人糖尿病患病率的流行病学数据相互呼应。研究证实，糖尿病患者中每3~4人就有1人会出现肾脏损伤。

我国CKD疾病谱的转变，不仅仅是生物学路径的演化，更深层地折射了社会生活方式变化与城市化进程对肾脏健康的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国人群膳食结构逐渐西化、体力活动减少、肥胖率显著上升，这些改变均推动了糖尿病的流行，进而驱动CKD病因向糖尿病肾病转变。与此同时，区域间的CKD疾病谱差异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比如，我国北方地区以高血压肾病或糖尿病肾病为主，可能与寒冷气候下血压或血糖控制欠佳，以及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等有关；而南方以梗阻性肾病更为多见，则可能与泌尿系统结石、感染以及当地气候环境等密切相关。这种病因谱的空间异质性提醒卫生政策制定者，在资源分配与干预策略制定上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而非“一刀切”式的防治策略。

关于CKD的跨地域就诊现象，报告显示患者跨省流动比例始终保持在5%以上。这一数据直观反映出部分地区肾脏专科医疗资源配置不足，服务能力亟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等医疗资源较发达的城市，在成为患者主要流入地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医疗过度集中”问题——既造成中心城市医疗资源紧张，也加速了基层医疗系统的空心化。此外，大量患者流动还会引发医保结算、慢病随访等环节的“脱节”，这提示需要在分级诊疗制度框架下，进一步优化区域性医疗资源配置，提升跨地区数据互联互通与协同管理水平。对此，我国相关卫生部门正在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区域均衡布局，通过建设国家和区域医疗中心延伸肾脏专科资源；同时，深化医保异地直接结算改革，迄今已覆盖绝大多数定点医疗机构。

在CKD的临床诊疗中，其与心血管疾病的复杂关联始终是亟待破解的关键难题。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共病关系，而是一种深度交织的病理共演过程。《报告》显示，2018年CKD患者中冠心病检出率已超过五分之一，心力衰竭、脑卒中、房颤也分别达到18.28%、14.01%和4.38%，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糖尿病肾病与高血压肾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负担显著高于其他类型CKD，提示代谢紊乱所驱动的CKD群体已成为“心肾共病”的重灾区。进一步分析可见，CKD分期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正相关，CKD3期与4期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逼近45%。这一数据不仅凸显了对CKD进行早期识别和干预的必要性，更揭示出肾功能恶化与心血管风险之间存在着“风险放大器效应”。

然而，与疾病负担不匹配的是，CKD患者接受介入性心血管治疗的比例偏低，仅为非CKD人群的三分之一。这种治疗缺口并非单纯由技术因素导致，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对“心肾联动”病理机制的认知存在局限。因此，优化治疗策略、构建精准风险评估模型，成为未来提升CKD患者心血管预后的核心路径。在医疗资源利用方面，CKD患者年均住院支出接近2.7万元人民币，虽相较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仍偏低，但其庞大的患者基数使得总体经济负担不容小觑。从支出结构来看，CKD患者的治疗费用主要集中在反复住院、慢性病程管理及合并症控制等方面，而从远期视角看，这些支出还将转化为更高昂的透析或肾移植成本。尽管本报告未提供直接的“成本-效益”分析数据，但现有信息已间接反映出医疗保障差异对资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未来亟须将卫生经济学评价纳入CKD管理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保障机制。此外，CKD院内死亡率的逐年下降固然是积极信号，但结合其增长的住院成本、患者的低识别率，以及不充分的心血管干预水平分析，这一改善更多可能源于医疗技术进步与重症管理水平的提升，而非基础性防治体系的全面优化。基于此，我们再次呼吁针对肾脏疾病的防控，需要从“亡羊补牢”式的被动救治转向“关口前置”式的主动预防。

我国透析人群中血液透析仍占主导（92.12%），而腹膜透析虽具有成本低、可在基层机构开展的优势，但占比仍显不足（7.88%）。这一不均衡格局与泰国、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也表明腹膜透析推广在我国仍受限于专业人员缺乏、患者教育不足、医保支付机制不健全等多重因素。透析患者高昂的医疗花费依然值得关注，《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透析患者的年均医疗支出中位数逾8.2万元，给患者家庭以及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带来沉重的负担。从具体支出构成分析，透析治疗本身产生的费用占比颇高，而由透析引发的各类并发症，其治疗费用也在增加。此外，在对透析患者的临床指标监测中，无论是血红蛋白、磷、铁蛋白、还是甲状旁腺激素等，依据指南推荐的达标率都普遍偏低。在合并糖尿病的透析患者中，仅有6.45%的血液透析患者与10.65%的腹膜透析患者接受了年度糖尿病并发症监测，如眼底检查、糖化血红蛋白等。这一数据提示多病共管的理念尚未深入到透析实践之中，而且“治疗可得但管理不足”的现象将长期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和远期预后。

区域性的详细数据对比呈现出显著的“透析质量鸿沟”：在江苏、宁夏、浙江、湖南4个省份中，湖南省的血液透析患病率最高，2018年数据为730.8/百万人口，而浙江省的腹膜透析患病率达130.3/百万人口。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单纯反映疾病负担，更与医保政策密切相关。

关于死亡率的区域性差异同样明显，浙江省2017年血液透析患者的死亡率最高，为11.2%，而宁夏2017年腹膜透析患者的死亡率最高，为8.3%。这些数据直观反映出不同地区在透析技术应用、诊疗规范执行、患者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为推进透析质量同质化工作指明了具体的改进方向。

未来，可依托远程医疗平台向各地区推广标准化治疗方案，确保优质医疗资源的均衡辐射；同时，建立区域透析质量联盟，通过跨区域的技术交流、质控评估等方式，统一诊疗标准、提升整体服务能力，从而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切实改善透析患者的预后效果。

《报告》首次纳入“环境污染与CKD”的相关内容，呼应了国际社会对气候与环境因素影响肾脏健康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多项研究证实，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气态污染物臭氧等污染等，与CKD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PM2.5损伤肾脏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经肺部炎症引发全身氧化应激；二是其携带的重金属（如镉、铅等）直接在肾小管蓄积，造成慢性损伤。

高温对CKD患者的肾脏健康影响也不容忽视。一项覆盖全国261个城市的大型人群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1℃，CKD住院率上升1.2%，其中65岁及以上患者的风险增加1.8%。这与高温导致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有关——CKD患者肾脏调节功能受损，在高温环境下发生低血容量性急性肾损伤的风险，约为普通人群的4倍。

上述发现推动了“环境易感型”CKD管理模式的建立，比如在雾霾高发区或高温季节，需要加强肾功能监测与早期预警干预等。因此，将环境因素的监测与管理纳入CKD全链条防控，既是防控理念与技术创新，也是保障健康公平的体现。

此外，《报告》重点强调了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在肾脏疾病全周期管理中的巨大潜力。从基于多维度指标的早期疾病预警、个体化风险分层评估，到高精度影像识别辅助诊断，再到智能化随访管理系统的应用，这些技术应用正逐步重塑肾脏病诊疗模式。

然而，《报告》也指出，当前人工智能的落地还面临三大核心挑战：医疗机构间的数据孤岛导致样本量不足，部分算法存在人群偏见、可能影响诊断公平性，以及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之间的平衡难题。在此背景下，CK-NET平台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平台通过标准化数据采集与多中心协作，为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精准肾脏病防控体系奠定了关键基础。但要让这一体系真正落地并扩大推广，还需打通不同医院间的数据壁垒、统一技术标准与接口规范，更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跨区域、跨机构的数据共享机制。

CK-NET新版《报告》以翔实的数据支撑、全国性的覆盖范围，以及多维度的深度分析，为我国肾脏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与防治格局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证据。《报告》所揭示的核心挑战，本质上是我国肾脏病防治体系建设与疾病谱变化不同步的体现。面对CKD这一重大慢性流行病，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数字的统计层面，更要透过这些数据，解读出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技术差距与体系缺陷背后所蕴含的深层信号。值得关注的是，肾脏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优先关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这一认定不仅凸显了其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重大威胁，更为各国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提供了依据。真正有效的科学防控，离不开政策导向的引领、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公众健康认知的增强以及科技赋能的支撑，需要这几方面形成系统性协同。

未来的CKD防控工作，必须坚守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支撑，以整合式医疗为路径，以实现健康公平为目标，推动形成“数据-证据-政策”的转化闭环。唯有如此，才能让数据真正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推动我国肾脏疾病防治工作迈向更高水平，为全民肾脏健康保驾护航。随着我国慢性病监测网络与防控体系的持续完善，今后必将逐步实现从疾病监测到精准干预的跨越式发展，为肾脏疾病防治工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数据动力”。CK-NET作为肾脏疾病领域的重要监测网络，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汇聚多源信息，为精准防控提供更全面的证据支持和更高效的协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