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纤维化是由病毒性肝炎、酒精中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和胆汁淤积性肝病等多种病因导致的慢性肝脏疾病的共同病理过程[1]，其实质是由上述病因诱导肝细胞和Kupffer细胞等过度分泌细胞因子、活性氧、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进而刺激肝星状细胞(HSC)，促进其增殖、合成和分泌细胞外基质(ECM)，使其积累形成纤维瘢痕，从而取代受损的正常组织，导致肝脏组织结构异常改变，最终形成肝纤维化[2-5]。据统计，全球每年超过120万人死于肝纤维化导致的终末期肝病[3-4]。

研究表明，肝纤维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早期接受有效的抗肝纤维化治疗可防止或减缓其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目前，针对肝炎病毒等病因治疗虽部分获得抗肝纤维化疗效，但还未见抗肝纤维化的西药上市[1]。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发现中药有着多靶点的综合作用，在抑制肝纤维化进展和促进肝纤维化逆转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疗效，如扶正化瘀胶囊、复方鳖甲软肝片和安络化纤丸等[1, 6]。同时，从中药中发现具有良好抗肝纤维化活性的天然产物也已成为药物发现和新药创制的重要途径。

为更加明确中药抗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现状，本文通过中药抗肝纤维化实验动物模型、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机理、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试验的中药研究三方面系统阐述其实验研究进展，以期促进抗肝纤维化中药的研发。

1.   中药抗肝纤维化动物实验模型

实验动物模型因为能够制备出与人类疾病相似的发病机制或发病过程，具有可复制性、操作方便等特点，是研究药物生物活性及其作用机理必不可少的工具[7]。常用的肝纤维化模型诱导方法有化学法(肝毒素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遗传修饰法、饮食法(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的肝纤维模型)、手术(胆道纤维化模型)和病毒感染等，其中化学法最为常用，病毒感染法不够成熟且在中药抗肝纤维化研究中未见应用。

1.1   肝毒素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

肝毒性诱发的肝纤维化模型常用来模拟慢性病毒感染、酒精和代谢综合征等导致的人类肝纤维化[5]。根据研究目的不同，CCl4、TAA、DMN/DEN、酒精等化学试剂(肝毒素)常被用作肝毒素诱导肝纤维化模型。

CCl4可造成啮齿类动物的肝细胞坏死、Kupffer细胞活化，进而诱导炎症反应并激活HSC，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由于其价格低廉、重复性高，能部分反映人类慢性肝病的病理变化和中药治疗时多靶标、多通路的作用方式，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肝纤维化造模方法[1]。本课题组前期就采用CCl4诱导肝纤维化模型，研究了软肝颗粒的抗肝纤维化活性及作用机理[9]。

TAA、DMN/DEN均为肝毒性物质，其通过激活细胞色素P450代谢，引起脂质过氧化，进而破坏细胞通透性，导致肝小叶中心坏死和HSC活化，产生肝纤维化。目前，TAA诱导肝纤维化大鼠模型的实验方法较为标准，即腹腔注射150 mg·kg-1·次-1，3次/周，诱导周期为8~12周。Yi等[10]利用TAA造模系统阐述了小檗碱通过诱导亚铁氧化还原活性减轻肝纤维化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Ding等[11]已建立了DMN/DEN诱导大鼠肝炎-肝纤维化-肝癌模型。

过多的酒精摄入可导致活性氧产生和富集，脂质过氧化和胶原合成增加，引起酒精性肝病的发生发展，进而产生肝纤维化病变。因此，酒精常被用于模拟酒精中毒引起的肝纤维化，但由于酒精造成的酒精性肝病与人类严重酒精性肝病存在较大差异，单独使用酒精造模较少。为此，很多学者[5]都是将酒精与CCl4或TAA连用诱导肝纤维化模型，开展中药抗肝纤维化活性及其机理的研究。

1.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相关的肝纤维化模型

肥胖和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和NASH，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率和发病率逐年上升。在美国，约有6000万~8000万人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其中约20%的患者将进展为NASH[12]。研究表明，NASH的病理变化伴随着肝纤维化、肝硬化以及肝衰竭和肝癌的产生。为更好的模拟人类NASH病理特征、发现具有良好抗NASH的中药及其活性成分，HFHCD、MCD常用来诱导NASH相关的肝纤维化模型。

HFHCD诱导模型：该模型主要通过食用高脂高胆固醇饮食来模拟由于人类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NASH及肝纤维化，其具有与人类NASH相似的表型特征，适用于高脂类肝纤维化的病理机制和药物筛选。Liu等[13]研究显示健脾清肝饮能显著缓解高脂饮食导致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减轻肝纤维化。但此类方式需要较长的造模时间，缺乏肥胖和胰岛素抵抗。

MCD诱导模型：MCD常用来诱导NASH相关的肝纤维化模型。喂食MCD饲料8周后小鼠会出现脂肪性肝炎，继续喂养更长时间则可以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但此模型与HFHCD不同，缺乏一些人类患者的主要病理特征，需要和基因修饰小鼠结合才能更完美的模拟肝纤维化特征[6]。

目前，遗传修饰的小鼠也常用来诱导肝纤维化模型。如foz/foz、db/db和ob/ob小鼠模型，其中，foz/foz小鼠具有一个突变的Alms1基因，采用高脂饲料继续喂养会出现脂肪限制，使得胆固醇水平升高，导致脂肪炎症、肝细胞损伤，继而向更严重的纤维化发展；而db/db小鼠是瘦素受体点突变导致瘦素信号通路障碍，高脂肪喂养则导致明显的肥胖和脂肪性病变，这类模型能够部分模仿人类的代谢综合征及肝纤维化。但单独的遗传修饰不会自发形成NASH和肝纤维化，均依赖于高脂饮食和基因修饰的相互作用[5]。

1.3   胆道纤维化模型

胆汁淤积性肝病是由不同程度的胆汁分泌受损引起的，与本病相关的组织病理学改变包括门静脉周围炎症、胆管增生和胆汁性肝纤维化。为了研究胆汁淤积性肝病的进展和发现新的药物，目前已建立了许多成熟的胆道纤维化模型，其中，BDL是最常见的模型[8]。Liu等[14]成功建立了BDL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并揭示了六味五灵片抗肝纤维化活性。但此类模型的诱导技术难度较大，实验动物病死率较高。同时，通过DDC饮食、CDE和ANIT饮食可以诱导胆道纤维化和导管反应。人类MDR3的小鼠同源Mdr2等基因的缺失，也可导致自发性胆道纤维化[8]。

迄今为止，上述实验动物模型仅能部分模拟人类肝纤维化病理特征，多个模型的交叉或联合诱导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

2.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机理研究

2.1   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的主要信号通路

中药发挥抗肝纤维化活性主要通过以下方式：(1)抑制HSC增殖活化，促进活化的HSC凋亡；(2)减少肝细胞损伤，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轻肝脏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3)抑制ECM的合成、降解，降低肝组织胶原纤维水平；(4)降低肝窦阻力，抑制肝窦毛细血管化，调节机体免疫应答等多种方式[5, 15]，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方式，其抗肝纤维化作用涉及多个信号通路[16-17]。

2.1.1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介导的信号通路

作为诱导纤维化反应的基本细胞因子，TGFβ介导的信号通路是诱导HSC活化和纤维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活化的TGFβ结合并激活TGFβⅡ型受体，随后TGFαⅠ型受体被激活进而磷酸化Smad2/3转录因子。磷酸化的Smad2/3和Smad4二倍体转移到细胞核，并与靶基因中的Smad结合元件结合，以启动细胞核胶原基因转录中的HSC活化及Ⅰ型和Ⅲ型胶原的生成，从而导致ECM沉积和肝纤维化[18-19]。TGFβ1/Smad2/3信号通路被认为是较为经典的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通路。

Liu等[14]研究发现六味五灵片通过调节NF-κB依赖的炎症反应、抑制HSC激活和TGFβ/Smad介导的I型胶原合成，进而减轻BDL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2020年，Chen等[20]研究显示，百合乌药汤可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2/9/12 (MMP-2/9/12)的表达进而减少ECM产生，抑制TGFβ1/Smad2/3信号通路及肝脏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缓解CCl4诱导的慢性肝损伤和纤维化，并呈现剂量依赖性。茵陈蒿汤可显著调节TGFβ1/Smad/ERK信号通路，进而抑制HSC激活及肝脏氧化应激和脂质过氧化[21]。另外，安络化纤丸也能通过抑制TGFβ1/Smads信号通路，进而增强MMP-13表达、抑制MMP-2和TIMP-1/2表达，发挥其抗纤维化作用[22]。

除中药复方外，很多中药提取物或活性化合物也可通过抑制TGFβ/Smad信号通路缓解肝毒素诱导的肝纤维化，如酸浆苦味D[23]、女贞苷[24]、贯叶连翘水提取物[25]和钩腺大戟二萜类化合物[26]等。同时，其还可作用于TGFβ介导的非经典信号通路，如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27]、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点(mTOR)、PI3K/Akt[28]、JAK1/STAT3等。以上经典及非经典的信号通路均有助于HSC活化和巨噬细胞活化及极化。

2.1.2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介导的信号通路

PDGF是促进HSC分裂和增殖的关键生长因子，其受体(PDGFR)在HSC膜上表达并通过自分泌机制刺激HSC活化。PDGFR的激活可以引起Ras/Raf、PI3K/Akt、STAT等信号通路的级联反应，进而调节促纤维化基因COL1A1、TIMP和MMP表达，诱导细胞分化和凋亡[15]。

研究[29]表明，扶正化瘀抗纤方高剂量组可显著降低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中TGFβ1和PDGF表达，减轻肝损伤及纤维化程度。强肝胶囊可能通过下调TGFβ1/Smads信号通路和PDGF-BB表达，从而抑制HSC激活和增殖，显著缓解CCl4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30]。而李剑波[31]对延胡素提取物抗肝纤维化活性的研究表明，其能显著改善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的病理状态，随治疗时间延长，汇管区受损肝细胞胞浆和包膜上有PDGF-BB和TGFβ1表达明显减弱，提示其抗肝纤维化作用可能是通过激活PDGF信号转导通路实现。临床试验[32]表明，丹红软肝颗粒治疗6个月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肝纤维化指标，改善肝功能，研究者认为其可能通过抑制PDGF的分泌来抑制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同时，二氢青蒿素等单体化合物也可通过调节PDGF-βR/ERK等信号通路发挥其作用[33]。

2.1.3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

当肝脏受到损伤，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会被激活从而导致HSC非正常分化进而诱导肝纤维化[15]。研究[34]发现，舒肝和络醒脾方能够显著降低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大鼠肝脏组织中Wnt1、β-Catenin和Cyclin D1的mRNA和蛋白表达，进而认为Wnt/β-Catenin通路可能为其抗肝纤维化的信号途径。膈下逐瘀汤可显著降低肝纤维化大鼠血清ALT、AST、HA、LN、PCⅢ、CⅣ水平(P＜0.01)，肝组织Wnt-1、β-catenin、p-GSK-3β/GSK-3β蛋白表达降低，其机制可能与抑制Wnt/β-catenin通路活化相关[35]。北京中医药大学周怡驰[36]研究表明，柴芪益肝方能显著减轻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小鼠氧化应激反应、抑制NF-κB介导的炎症信号通路，通过调节TGFβ/Smad、Wnt3a/β-catenin等信号通路抑制HSC的活化，减少ECM合成。水飞蓟宾胶囊可抑制慢性HBV感染者的肝纤维化，减轻氧化应激损伤和炎症反应，阻断HBV DNA复制，促进肝功能恢复，其机制也可能与调控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有关[37]。

2.1.4   Hedgehog及其他信号通路

Hedgehog信号通路在胚胎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当肝脏受损时，肝细胞产生并释放Sonic Hedgehog并向邻近细胞提供旁分泌纤维化信号，以增加HSC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的机会，持续刺激Hedgehog信号通路导致大量肌成纤维细胞聚集促进肝纤维化的形成。因此，Hedgehog信号通路异常激活的抑制是治疗肝纤维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发现，多个中药及其活性化合物通过抑制此信号通路发挥抗纤维化作用，比如锁阳[38]、栀子黄素[39]等。另外，NF-κB信号通路、YAP信号通路和ACE-AngII-AT1R信号通路等也与中药抗肝纤维化活性有关[15]。

2.2   中药抗肝纤维化与细胞凋亡、焦亡

受损肝细胞、炎性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之间的互作导致了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其中，受损肝细胞的凋亡触发了这一系列病理事件，而活化的HSC则导致了ECM等的沉积和肝纤维化的产生[5]。因此，抑制肝细胞凋亡的同时诱导激活的HSC凋亡成为中药抗肝纤维化的主要方式。

内质网应激是诱导HSC凋亡的主要途径之一[40]，而其凋亡离不开多种信号通路介导的调节，以及可溶性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纤维基质成分和死亡受体等刺激。研究[41]表明，茵陈蒿汤可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PERK通路，抑制酒精性肝纤维化大鼠HSC增殖，促进HSC凋亡，进而缓解大鼠的酒精性肝纤维化。益气活血方通过下调凋亡相关基因FasL、Fas、Caspase-3、Bax及其蛋白表达、上调Bcl- 2蛋白表达，抑制肝细胞凋亡发挥其抗炎抗肝纤维化作用[42]。大黄蛰虫丸通过抑制肝细胞凋亡来改善大鼠肝纤维化程度[43]。

山芝麻酸甲酯等活性单体化合物也被证明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发挥其抗肝纤维化活性。其中，山芝麻酸甲酯通过显著上调JNK表达、抑制PI3K/Akt/mTOR信号通路进而导致其凋亡，发挥其抗肝纤维化作用[44]；咖啡因则通过上调IER1-ɑ表达进而激活HSC自噬和凋亡[45]；薯蓣皂苷通过调节TGFβ1/Smad、Wnt/β联蛋白、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以及线粒体信号通路诱导HSC凋亡，发挥抑制肝纤维化作用[46]；丹参酮Ⅱa通过诱导DNA断裂、S期阻滞，下调细胞周期蛋白A、E和依赖性激酶，从而促进HSC凋亡，逆转或阻滞肝纤维化发展[47]。

细胞焦亡是一种新型的促炎程序性细胞死亡，由细胞内炎症小体以及gasdermin蛋白家族成员GSDMD介导发生，包括经典途径和非经典途径，依赖于Caspase-1、Caspase-4、Caspase-5、Caspase-11介导，其中以NLRP3炎症小体介导的依赖于Caspase-1经典细胞焦亡途径研究最为深入。研究[48]表明，细胞发生焦亡后可释放大量的促炎症细胞因子，促进静止型HSC向活化型HSC改变，促进肝纤维化发展，在肝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抑制细胞焦亡时可能会下调自身免疫力，增加感染风险和不良反应。因此，需要精准、适度地调控细胞焦亡，以达到缓解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目的。

谢泽宇等[49]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表明，合欢皮-白蒺藜药含药血清能够降低HSC-LX2的增殖率以及活性氧、IL-18和IL-1β含量(P＜0.05)，抑制NLRP3、Caspase-1、α-SMA及GSDMD蛋白和基因的表达进而抑制细胞焦亡，参与其抗肝纤维化作用。三叶香茶菜通过下调NLRP3/Caspase-1/GSDMD信号通路的活化，进而减少肝组织慢性炎症损伤，发挥其抗肝纤维化作用[50]。而柴胡皂苷D等能减少免疫性肝纤维化大鼠血清中炎性因子释放、减轻肝脏细胞损伤，下调NLRP3、ASC、Caspase-1、GSDMD、TLR4和Myd88蛋白水平，抑制p65磷酸化，通过调控TLR4/NF-κB和NLRP3炎症小体信号通路发挥抗纤维化作用[51]。

2.3   中药抗肝纤维化与自噬

自噬是一种降解细胞内长寿蛋白质和受损细胞器维持细胞内平衡的代谢过程，对于保护细胞稳态和细胞器的更新具有重要作用[52]。研究表明，自噬的激活主要通过靶向抑制mTOR来实现。在肝细胞中，自噬主要作为一种保护机制，自噬的减少会促进肝细胞炎症，而在HSC中，自噬可刺激其活化及增殖。考虑到抑制自噬能减少HBV或HCV复制，自噬的调节是控制或预防肝纤维化进展的重要策略之一[53]。

鉴于自噬是把双刃剑，中药通过抑制或激活自噬均可能达到抗肝纤维化的作用。研究[54]显示，扶正化瘀方及其活性成分丹酚酸B可通过抑制自噬缓解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王宝玉[55]研究显示，其自拟益气健脾方和扶正化瘀复方可通过减少自噬相关基因Atg7 合成和LC3-Ⅱ转化，进而减少自噬体形成及其与溶酶体的结合，抑制HSC激活，减少ECM沉积，以达到抗肝纤维化效果。Zhang等[56]研究显示，片仔癀通过抑制HSC自噬发挥其抗肝纤维化作用。本课题组对软肝颗粒抗肝纤维化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其能通过抑制PINK1/Parkin介导的线粒体自噬途径缓解肝纤维化大鼠的炎症反应，减轻肝细胞炎症反应并促进活化的HSC凋亡[9]。人参皂苷Rh2[57]、槲皮素、异鼠李素等中药活性单体通过抑制TGFβ1/Smads信号通路和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抑制HSC自噬，减少其活化，从而达到抗肝纤维化效果；小檗碱[58]可通过调控NF-κB信号通路来抑制HSC活化，下调自噬相关基因Atg5来抑制HSC自噬。

而姜黄素通过调节AMPK/PI3K/AKT/mTOR信号通路提高肝细胞自噬水平，减少肝脏中活化HSC的数量，阻断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和氧化应激等，进而抑制纤维化[59]。千层纸素A[60]、莪术醇等也可激活自噬发挥其抗肝纤维化作用。这可能是当肝纤维化开始出现时，HSC会发生自噬，而药物则可诱发HSC过度自噬，促进其凋亡，从而抑制肝纤维化。

2.4   中药抗肝纤维化与肠道菌群

由于“肝-肠轴”的存在，肝脏内异常的代谢反应可以造成肠道微生态破坏，紊乱的肠道功能也可加速肝纤维化进展[61]。因此，通过对肠道菌群的研究进而探究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机制，对于揭示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机理具有一定意义。

研究表明，软肝冲剂[62]、肝爽颗粒[63]等多个中药制剂及熊果酸[64]均可干预肝纤维化实验动物的肠道菌群的丰富度和多样性，表现为α多样性明显升高，β多样性显示明显组间差异，微生物群物种组成明显改变，门水平表现为拟杆菌门增多和变形杆菌门减少，属水平表现为阿克曼氏菌属、螺旋菌属、拟杆菌属等减少和乳杆菌属、副杆菌属等增多。

徐俊等[65]采用临床回顾性研究方法，探讨了抗纤软肝颗粒对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肝硬度值及肠道菌群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患者相比，治疗组(抗纤软肝颗粒+恩替卡韦)对患者肠道菌群具有调节作用，OTU数量明显增加，Chao1指数、Shannon指数显著增高(P＜0.05); 且患者在门水平上拟杆菌门丰度升高，变形菌门、梭杆菌门丰度显著降低(P＜0.05); 而在属水平上，双歧杆菌属、拟杆菌属、毛螺菌属丰度明显升高，埃希菌属、韦荣球菌属、梭杆菌属丰度显著降低。

2.5   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机理研究主要技术方法

近几年，伴随着实验技术的日益革新，各种先进的研究理念、方法和平台被用于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机理研究，许多新的作用机理和靶标被揭示[67-68]。其中，组学(包括蛋白组学、转录组学、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脂质组学等)的广泛应用使研究者能从总体层面了解中药多靶标、多通路的抗肝纤维化作用机理，但如何将以上组学进行关联分析？如何从海量组学数据中提取理想的实验数据并加以验证成为阻碍其应用的关键问题。近年来，网络药理学在中药作用机理的研究中呈几何数的应用，其能够基于系统生物学方法利用现有数据开展中药及其活性成分抗肝纤维化等作用机理的预测，对于中药“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特点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且避免了大量的动物和细胞实验；但由于网络药理学的研究是基于现有数据，研究越多的化合物被引用的也越多，反之则一样，使得不同中药、不同实验的研究结果较为趋同，如多个研究结果均揭示了槲皮素、山奈酚等是其活性成分并拥有不同的生物活性，很难得出创新性的论点和论据。相比于复杂的中药成分及作用机理，活性单体的靶标及作用机制研究手段较为丰富，如化学蛋白组学、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基于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等。

3.   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试验

虽然我国肝纤维化患者的主要病因是病毒性肝炎，但迄今为止，尚无成熟的病毒感染的动物模型，针对病毒引起肝纤维化环节的实验研究也较少。同时，由于传统的纤维化单细胞培养或两三个细胞的共培养模型不能再现多细胞和多向性人类纤维化的演变，加之动物自愈较人类明显，很多动物模型肝纤维化仅能部分反映人类肝纤维化的病理特征。因此，通过初步的动物和细胞实验并不能完全阐明中药抗肝纤维化活性，揭示其多成分、多靶标、多通路的抗肝纤维化作用方式。目前，新型3D体外模型包括多种实质细胞和非实质细胞类型以及纤维化驱动纤维化ECM本身越来越成熟，对于完善肝纤维化的病理生理学、细胞和动物模型等具有重要作用，有望促进抗肝纤维化中药的研发。

当前，很多中药及其活性成分在临床前研究中均表现出较好的活性，但在临床试验及其后续开发中其抗肝纤维化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这可能受多种影响。第一，很多药物的临床前研究是在单一动物或细胞模型上进行，并不能完全模拟人体肝纤维化病理特征，其药物活性还需进一步研究和确证；第二，目前临床上仍缺乏特效抗肝纤维化药物，致使在动物、细胞和临床试验中均无对照药物(除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使得中药抗肝纤维化研究缺乏统一和明确的疗效标准；第三，肝纤维化病程长，临床观察常存在脱落率高、依从性差等问题，故研究质量难以控制；而且，如果在临床实验中完全照搬西医随机对照实验规范，缺乏对中医病机和患者证候学特点认识，不能准确反应中药对肝纤维化的治疗特点。

为此，在临床前研究中，亟需加强对中药及其主要活性成分的体内代谢特征及分布研究，采用多个肝纤维化模型(动物和细胞)交叉验证了解其活性和作用机制。在临床实验中，中医认为肝纤维化的基本病机为虚瘀互结阻络，受病因、患者体质、疾病阶段等不同因素影响，又有肝胆湿热、肝郁脾虚、肝肾阴虚等不同证候表现。如扶正化瘀主要针对肝肾不足、瘀血内阻证患者；而肝爽颗粒主要针对肝郁脾虚夹湿热血瘀证。因此，中成药抗纤治疗的基础是辨证论治，而中医证型应作为临床研究设计的主要标准之一，中医证候亦应作为评估临床疗效的结局指标。在此基础上开展设计严谨、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或真实世界研究，才能准确了解中药抗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

4.结论

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发展成肝癌三部曲中的必经之路，中药在抑制肝纤维化进展和促进肝纤维化逆转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疗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药抗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进展，发现许多具有良好抗肝纤维化作用的中药复方和单味药及其有效成分，并从细胞、分子水平等方面揭示了其潜在的作用机制。但中药抗肝纤维化的理论创新仍然不足，符合中医“证”本质的动物模型和中药实验方法仍然缺乏，如何缩短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试验乃至中药上市的时间问题等仍需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