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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陈奕钿 杜冬杰
在202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ESC 2026)上,黄榕翀教授团队两项研究聚焦心血管风险早期识别与关口前移,引发关注:其一发现,生物学年龄加速与CKM进展风险显著相关;其二揭示,高血压与肥胖的共存可显著增加心衰风险,且该风险在尚未达到传统诊断标准之前即已显现。两项研究共同提示,心血管疾病防控应关口前移,重视多危险因素聚集与机体真实状态的综合评估,为心血管一级预防提供了来自中国学者的重要证据。

黄榕翀教授团队在ESC大会现场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和代谢异常之间的密切联系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美国心脏协会(AHA)提出“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CKM)”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同龄个体的健康状况往往差异悬殊。这提示我们,仅凭实际年龄可能无法真实反映一个人的生理衰老状态,而衰老正是心血管代谢疾病进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那么,“身体究竟老了多少”——即生物学年龄,能否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CKM进展的高风险人群?

陈奕钿于ESC 2026上分享研究成果
黄榕翀教授团队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及中国通州社区队列,分别纳入34,694人、347,889人和6,981人,比较两种临床指标构建的生物学年龄——表型年龄(PhenoAge)和KDM-生物学年龄(KDMAge),并评估生物学年龄加速与进展至CKM 3~4期之间的关系。

图1 研究设计与研究人群
在UK Biobank中,PhenoAge每增加1个标准差,进展至CKM 3~4期的风险增加约18%;在通州队列中,风险增加约19%。与未发生PhenoAge加速者相比,PhenoAge加速者的CKM进展风险在UK Biobank中增加41%,在通州队列中增加64%。

图2 UK Biobank与通州队列主要研究结果
进一步的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生物学年龄加速与CKM进展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研究结果在不同亚组中总体保持一致;此外,更长的端粒长度与更低的CKM进展风险相关,也从分子层面对研究结果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图3 生物学年龄加速与CKM进展的剂量-反应关系
相比复杂的组学检测,PhenoAge主要依赖年龄及白蛋白、肌酐、血糖、C-反应蛋白(CRP)等常规临床指标计算,具有简单、低成本、可获得性高的特点。研究提示,未来CKM风险评估或许不仅需要关注“实际年龄是多少”,也值得进一步关注“身体究竟老了多少”。PhenoAge有望作为一种实用的生物学衰老指标,为CKM高风险人群的早期识别与精准预防提供新的思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医师;
心内科专业型博士研究生在读,导师黄榕翀教授;
以第一/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及中华系列学术论文4篇;
主要从事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预后及干预研究、冠心病风险与预后研究。
高血压与肥胖是心力衰竭(HF)的两大重要可干预危险因素,并且在临床实践中常常共存。然而,当高血压与肥胖同时存在时,心衰风险究竟有多高?不同肥胖定义是否会影响这一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尚未达到高血压或肥胖诊断标准之前,心衰的风险是否已经开始升高?



李蔚蓝于ESC 2026上分享研究成果
8月28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黄榕翀教授团队在202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ESC 2026)上汇报了题为“高血压合并肥胖与新发心力衰竭风险:基于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启示(Concurrent hypertension and obesity and the risk of incident heart failure: insights from 2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的研究,团队基于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和中国通州社区队列,对高血压、肥胖及其共同存在与新发心衰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评估。

图4 研究设计与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纳入444,754名UK Biobank参与者和10,459名中国通州社区队列参与者。研究不仅采用体质指数(BMI)定义肥胖,还进一步评估了中心性肥胖、“BMI+中心性肥胖”以及临床肥胖等多维肥胖表型。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一种肥胖定义,高血压合并肥胖者均表现出最高的心衰发生风险。以BMI定义肥胖为例,在UK Biobank中,与无高血压且无肥胖者相比,单纯肥胖者心衰风险增加约79%,单纯高血压者增加约69%,而高血压合并肥胖者的心衰风险达到3.14倍。类似结果在中心性肥胖、“BMI+中心性肥胖”及临床肥胖定义中均得到验证,并在通州队列中呈现方向一致的关联。
表1 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两个队列中不同分组的心力衰竭发生风险


图5 Kaplan–Meier曲线
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高血压合并肥胖组(红色)累积心衰风险最高。进一步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在UK Biobank中,高血压与肥胖在加法尺度上存在显著正向交互作用,提示两种危险因素同时存在时,其联合关联可能超过单纯效应相加。以中心性肥胖为例,交互作用引起的相对超额风险(RERI)为 0.67(95%CI 0.55~0.79),交互作用归因比例(AP)为 0.23(95%CI 0.19~0.27),协同指数(SI)为 1.54(95%CI 1.39~1.70)。换言之,在同时存在高血压和中心性肥胖者中,约23%的超额心衰风险可归因于二者的加法交互作用。中国通州社区队列中整体趋势相似,但由于事件数较少,交互作用估计的精确度相对有限。
表2 交互作用分析:高血压与肥胖对新发心衰风险的联合影响

研究进一步将关注窗口前移至尚未达到传统疾病诊断标准的人群。结果发现,当血压升高(130~139/80~89 mmHg)与肥胖前期表型同时存在时,心衰风险已经出现升高。具体而言,血压升高合并超重、中心性肥胖前期和临床前肥胖时,HF风险分别增加约20%、29%和27%。
表3 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高血压前期和肥胖前期分组的心力衰竭发生风险

本研究基于两个独立前瞻性队列显示,高血压与肥胖共存与最高的新发心衰风险相关,而且这一结果在多种肥胖定义下均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心衰风险的增加可能早于传统高血压和肥胖诊断阈值,在血压升高和肥胖前期阶段即已开始显现。
该研究提示,心衰一级预防应更加重视高血压与肥胖等危险因素的聚集,而不是孤立地评价某一个指标。与此同时,仅依赖BMI可能不足以全面识别肥胖相关心血管风险。腰围、中心性脂肪分布及临床肥胖表型可提供重要补充信息。对于尚未达到高血压或肥胖诊断标准、但已同时存在血压升高与肥胖前期的人群,也值得更早开展心血管风险识别和生活方式管理,从而进一步前移心衰防控窗口。
杜冬杰
第一作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医师;
美国心脏病学会(ACC)FIT会员、GW-ICC第四届中国FIT Jeopardy决赛选手,获第四届全国心血管研究生论坛三等奖;
已发表学术论文6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血脂异常、肥胖、高血压及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
李蔚蓝
汇报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医师;
心内科在站博士后;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2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血脂异常、肥胖、高血压及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
黄榕翀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曾在美国Mayo Clinic心内科和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美国加州Burnham研究所学习;
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从事冠心病、瓣膜病介入诊疗;
创建“北京通州队列”10年以上随访高质量数据集及生物样本库;
研究方向:肥胖代谢性相关疾病机制探索与临床干预研究、医患共同决策临床研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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