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益君教授指出，“ADC 2.0时代”的保膀胱治疗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药物本身的进步，其二是保膀胱治疗理念与模式的升级。

从药物层面看，抗体偶联药物（ADC）概念提出已久，经过多年研发，在载荷、偶联技术与靶点选择等方面不断优化，疗效与不良反应特征较早期产品已有明显改善。既往如T-DM1等第一代ADC多采用非定向、随机偶联，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及脱靶效应相对突出，不良反应也更明显。进入2.0时代后，维恩妥尤单抗、维迪西妥单抗，以及靶向EGFR、HER3、TROP2等的新型ADC相继出现，无论在载荷、偶联技术、脱靶控制，还是在疗效与安全性方面，均较第一代有所提升。药物进步本身，已为晚期尿路上皮癌及MIBC的保膀胱治疗带来显著推动作用。

从临床实践层面看，结合近年临床实践与患者真实获益，保膀胱治疗也已逐步迈入2.0时代。ADC相关方案较传统化免治疗在病理完全缓解（pCR）、客观缓解率（ORR）等方面可提升约30%～40%。传统新辅助化疗后pCR率约30%，意味着约70%的患者术后仍有肿瘤残留，根治性全膀胱切除仍十分必要。而在ADC联合免疫治疗背景下，包括EV-303研究、EV-304研究，以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团队在2026 ASCO年会上报告的SHR-A2102联合阿得贝利单抗用于MIBC围手术期治疗的SHR-A2102-303研究，和维迪西妥单抗相关RC48-C017研究等在内的最新数据，均显示pCR率可较传统化疗提高约20%～30%，意味着接近半数患者在膀胱切除后已找不到肿瘤细胞。

对达到pCR的患者而言，远期疗效往往较好，但若一律行全膀胱切除，也可能存在过度治疗之嫌：器官丧失虽可能换来长期生存，却会影响远期生活质量。因此，在药物治疗快速进步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既往“一刀切”的策略：是否仍有必要对所有患者不加筛选地采用传统同步放化疗？指南推荐的保膀胱方案（如同步放化疗的三联治疗，TMT）循证级别较高，但其证据基础多形成于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当时可选药物有限，主要以铂类、丝裂霉素、吉西他滨等化疗为主。进入ADC时代后，更合理的方向是：在全身新辅助治疗后，针对合适人群，尤其是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CR）的患者，实施选择性保膀胱，这更符合精准与个体化理念。正因如此，本次会议提出“保膀胱2.0”或“ADC治疗2.0时代”的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

沈益君教授团队前期在化免（铂类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背景下开展了Rebirth研究：MIBC患者接受四个周期新辅助化免后，依据风险分层决定后续路径。所谓风险分层，核心在于患者是否达到cCR。能否达到cCR，反映了肿瘤对药物治疗的敏感性：理论上，对系统治疗不敏感者，后续无论ADC还是免疫，获益可能都有限。因此，在化免时代即以cCR作为筛选标准，国际上也多据此决定后续保膀胱方案，包括主动监测、免疫维持或放疗等。

进入ADC联合免疫的2.0时代后，临床完全缓解率进一步提高，但cCR仍是筛选保膀胱候选人群的关键节点。目前国内外多项研究也将cCR作为重要评估终点，以判断患者是否适合后续保膀胱。与此同时，除影像学与膀胱镜评估外，未来还应引入ctDNA、utDNA，以及HER2等免疫组化指标等生物标志物，进一步丰富评估维度。可以预期，在2.0时代，风险分层的评估体系将更全面、更精准。

新型药物疗效提升确实给传统外科决策带来了挑战。目前对 MIBC，根治性全膀胱切除联合术前新辅助治疗仍是标准路径；就整体人群而言，也尚不能认为药物治疗可以全面替代局部治疗，尤其是根治性膀胱全切。传统TMT保膀胱的实践亦从侧面印证：即便采用该策略，因肿瘤局部复发而行挽救性根治术的患者比例并不低，约为20%～30%；此外，放化疗尤其是放疗相关不良反应，如放射性膀胱炎、反复出血、膀胱容量与顺应性下降、功能明显受损等，也可能迫使部分患者在肿瘤已获控制的情况下，最终仍接受挽救性膀胱全切。

在系统治疗进步的同时，外科技术本身也在进步，从开放手术到腔镜、机器人，再到远程外科与智慧外科，外科医生的作用并未削弱。国内，大部分膀胱肿瘤患者首诊仍在外科，过去MIBC往往面临“一切了之”，而如今越来越多患者会主动询问膀胱能否保留。这使得外科的角色从单一的手术执行者，进一步向综合评估者延伸，膀胱镜检、经尿道电切（TUR）评估肿瘤残留及缓解情况等工作不仅不会弱化，反而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随着系统治疗的发展，外科治疗正在精准诊疗的时代坐标中重新锚定自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