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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于当地时间9月19日~21日以线上会议的形式盛大召开，本次会议聚焦免疫治疗在肿瘤治疗领域中的前沿热点，公布多项重磅研究的进展成果，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报特别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汪进良教授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戴朝霞教授，解读最新研究成果，梳理临床决策思路，展望免疫治疗未来，并整理访谈精要，以飨读者。
汪进良 教授
医学博士、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访问学者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肿瘤与免疫治疗专委会常务委员、秘书长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肺癌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评议专家
汪进良教授访谈视频
Q1：今年ESMO大会上有关免疫治疗标志物的研究百花齐放，您认为有价值的方向有哪些？
汪进良教授：目前免疫治疗已经全面改变了肺癌的临床治疗现状，如何筛选免疫治疗获益人群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多项研究已证实免疫治疗对PD-L1高表达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具有显著生存获益，但是临床中PD-L1的检测取材于患者的肿瘤组织，不同的肿瘤检测部位和检测时间都会导致PD-L1检测的异质性，因此依据PD-L1的表达水平制定免疫治疗方案无法覆盖所有的NSCLC患者。
今年ESMO会议公布了新的生物标志物——可溶性PD-L1在免疫治疗中的相关研究进展，结果显示接受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的患者血液中高水平的可溶性PD-L1与较差的预后具有相关性，此外，患者血液中高水平的可溶性PD-L1和低水平的效应T细胞及NK细胞与较差的无进展生存（PFS）期和总生存（OS）期具有相关性。与肿瘤组织检测相比，血液学检测相对方便，因此可溶性PD-L1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值得进一步探索。
在肿瘤突变负荷（TMB）探索方面，今年ESMO公布的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免疫单药相关的KEYNOTE-042研究、CheckMate-026研究等，以及免疫联合治疗相关的KEYNOTE-189研究、KEYNOTE-407研究等，结果显示含免疫治疗的方案可显著延长高TMB的NSCLC患者的PFS和OS。因此，TMB对于免疫治疗的疗效也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目前，临床实践中TMB的检测平台及检测标准尚未统一，未来需要进一步建立标准化的TMB检测模式。
同时，探索多维度生物标志物的PIONeeR研究正在积极进展中，研究纳入了PD-L1表达水平、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数量以及外周循环中效应T细胞的数量等多种生物标志物，探索其与客观缓解率（ORR）、PFS和OS的相关性。希望未来能通过更有效的生物标志物多维度综合评估和筛选免疫治疗人群，更精准的制定和优化治疗方案。
Q2：近年来，新型联合治疗方式及新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研究进展迅速，从今年的大会内容来看，新联合方案的前景如何？
汪进良教授：根据患者不同的免疫状态，免疫检查点高表达的“热肿瘤”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效果更好，免疫原性较低的“冷肿瘤”或伴有免疫抑制则导致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疗效欠佳。目前，免疫治疗已为部分患者带来了非常好的生存获益，为使更多的非免疫治疗优势人群获益，未来需探索更多的免疫联合治疗模式。
今年ESMO大会报道的LEAP-006研究证实了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化疗一线治疗转移性非鳞状NSCLC患者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此外，双免联合治疗的探索也显示PD-1抗体联合CTLA-4抗体一线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安全性与既往数据一致。期待通过扩大研究规模，进一步深入探索多种免疫联合治疗方案，为广大患者尤其是非免疫优势患者带来更多治疗选择。
Q3：除了ESMO公布的主要研究外，您认为免疫治疗还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汪进良教授：除了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和免疫治疗联合方案的探索之外，临床实践中对于接受一线免疫治疗后病情进展的后线治疗方案也值得思考。今年ESMO公布的相关研究显示，对于接受免疫治疗后病情进展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或双免联合治疗均可作为跨线治疗的方案，还可应用肿瘤疫苗逆转耐药。同时，对于免疫治疗有效的患者，病情稳定后停止免疫治疗，当患者再次出现疾病进展时，能否再次使用免疫治疗，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戴朝霞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胸部肿瘤2科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第一届肺癌多学科诊疗（MDT）专家委员会成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患教中心副主委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液体活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东北肺癌区域联盟成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胸部肿瘤分会副主委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精准医学与大数据副主委
辽宁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大连医学会医学工程分会委员
《临床肿瘤学杂志》（JCO）中文版编委
戴朝霞教授访谈视频
Q1：今年ESMO大会中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相关研究有哪些亮点？
戴朝霞教授：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是用于筛选出免疫治疗的获益人群。本次ESMO会议揭晓了KEYNOTE-024研究的5年OS结果，显示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PD-L1 TPS≥50%的转移性NSCLC患者5年的OS率达31.9%，与化疗相比延长了近2倍的生存时间，显示出PD-L1高表达患者从免疫治疗中得到的显著生存获益。然而在临床实践中，由于肿瘤组织获取困难，且PD-L1水平保持着动态变化，局部肿瘤组织检出的PD-L1水平并不能很好的反应患者整体的表达水平，因此循环中可溶性PD-L1的检测备受关注。
同时，免疫相关的基因表达状态也有助于指导临床免疫治疗方案的优化。IMpower150研究已证实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卡铂+紫杉醇（ABCP）的四药联合方案可为晚期NSCLC患者带来显著获益，为进一步探索预测疗效的生物标志物，本次会议公布了IMpower150研究的事后分析结果，数据表明ABCP方案可以给KRAS突变的NSCLC患者带来显著获益，且能显著改善伴STK11/KEAP1共突变的KRAS突变NSCLC患者生存。因此，在联合治疗模式中，完善免疫相关基因的检测可更好地指导临床决策的优化。
我国开展的ORIENT-11研究显示，参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Ⅱ抗原呈递通路相关基因与免疫联合化疗一线治疗NSCLC患者的疗效呈相关性，该通路基因高表达与更长的PFS显著相关。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探索硕果累累，因此精准的肿瘤免疫学生物标志物检测需要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评估来筛选免疫治疗的获益人群，从而更好地实施个体化治疗，切实延长患者的生存。
Q2：根据今年ESMO大会公布的相关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新联合治疗方案前景如何？
戴朝霞教授：展望未来，免疫联合治疗应基于患者不同的免疫状态和免疫分型去探索和优化联合治疗方案。对于免疫排斥型患者，由于肿瘤处于具有免疫抑制效应的微环境，通过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能提升免疫治疗的疗效，今年ESMO报道的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的治疗模式为NSCLC患者带来了新希望；对于免疫抑制型患者，可通过联合用药增加协同靶点，促进免疫微环境的激活，提升机体免疫反应，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PARP抑制剂、CTLA-4抗体以及双免联合的探索均在积极进展中；对于低免疫评分的“冷肿瘤”，今年ESMO的相关研究显示在应用肿瘤疫苗后，“冷肿瘤”的免疫治疗效果可得到提升；此外，今年ESMO还公布了一项探索PD-1抑制剂与放射性核素镭联合治疗新模式的研究，期待将来能有更多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造福更多患者。
Q3：除了ESMO公布的主要研究外，您认为免疫治疗还有哪些值得探索的方向？
戴朝霞教授：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当患者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后疾病进展，更换化疗药物并继续给予免疫治疗依然有效，因此跨线治疗是免疫治疗未来重要的探索方向；此外，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免疫治疗耐药也逐渐成为临床工作中值得探索的问题。
审批号：MI-PD1-044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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