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灌流（HP）作为尿毒症患者中大分子毒素清除的核心技术，其治疗效能的核心取决于吸附剂的性能 —— 吸附容量决定毒素清除效率，特异性影响营养物质保留，生物相容性关联治疗安全性。近年来，随着材料科学与医学工程的交叉融合，HP 吸附剂已完成从 “非特异性清除” 到 “精准靶向吸附” 的技术跨越，为临床针对不同患者群体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了关键支撑。本文结合最新临床研究与技术成果，系统梳理吸附剂的发展历程、分类特性及应用策略，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HP 吸附剂的技术迭代历经半个世纪，形成了三代具有显著差异的产品体系，每一代技术均针对前一代的不足进行优化，逐步适配临床需求：

（一）第一代吸附剂：活性炭为核心的初步探索（1960s-1980s）

第一代吸附剂以颗粒活性炭、碳化树脂为代表，其核心优势在于多孔结构（孔径 2-50nm）带来的超大比表面积（800-1200m²/g），可通过物理吸附作用清除 β₂- 微球蛋白、甲状旁腺激素（PTH）等中大分子毒素。但受限于材料制备技术，此类吸附剂存在两大关键缺陷：一是生物相容性差，活性炭颗粒表面残留的碳粉易引发过敏反应，临床数据显示其过敏发生率高达 8.3%，表现为皮肤潮红、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二是吸附非特异性，在清除毒素的同时会大量吸附白蛋白（单次治疗丢失量达 2.0-2.5g）、凝血因子等营养物质，长期使用易导致患者营养不良与凝血功能紊乱。目前，第一代吸附剂仅用于尿毒症急性并发症的紧急处理，如尿毒症脑病（血氨＞100μmol/L）、严重药物中毒等短期治疗场景，不作为常规维持治疗选择。

（二）第二代吸附剂：合成树脂主导的临床普及（1990s-2020s）

随着高分子合成技术的发展，以苯乙烯 - 二乙烯苯树脂、丙烯酸树脂为代表的第二代吸附剂应运而生。此类吸附剂通过调控聚合物孔径（精准控制在 8-50nm）与表面化学基团（引入氨基、羧基、羟基等），实现了对中大分子毒素的选择性吸附：一方面，孔径设计匹配 β₂- 微球蛋白（分子量 11.8kDa）、PTH（分子量 9.5kDa）等目标毒素的分子大小，减少小分子营养物质进入吸附孔道；另一方面，表面基团通过静电作用、氢键结合等特异性相互作用，提升对毒素的吸附亲和力。临床数据显示，第二代吸附剂的生物相容性显著提升，过敏反应发生率降至 3.1%，白蛋白吸附率控制在 5% 以下。

从临床应用分类看，第二代吸附剂可进一步分为广谱型与专一型两类：广谱型吸附剂以 HA 树脂为代表，其多孔结构与表面基团可同时吸附炎症因子（IL-6、TNF-α）、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内毒素等多种毒素，适用于合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皮肤瘙痒（VAS 评分＞6 分）的尿毒症患者；专一型吸附剂以 PA 树脂为核心，通过表面特异性基团与 PTH 分子的氨基结合，实现对 PTH 的高效清除，适用于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SHPT）患者（PTH＞800pg/ml）。《中国血液净化吸附剂临床应用指南（2024）》的多中心数据显示，我国二级及以上医院中，广谱型吸附剂临床使用率达 68.5%，专一型吸附剂使用率为 31.5%，二者联合使用时（如每月 2 次 HA 树脂 + 1 次 PA 树脂），中大分子毒素总清除率可较单一使用提升 15%-20%。

（三）第三代吸附剂：靶向吸附的技术突破（2020s - 至今）

第三代吸附剂以 “精准靶向” 为核心设计理念，通过生物修饰技术将特异性识别分子（如单克隆抗体、亲和配体）固定于吸附剂载体表面，实现对特定毒素的 “点对点” 清除。目前临床研究较多的类型包括：免疫吸附剂（如抗 β₂- 微球蛋白单克隆抗体修饰的树脂），可特异性结合 β₂- 微球蛋白，清除率较第二代 HA 树脂提升 25%-30%，且几乎不吸附白蛋白；肝素修饰亲和吸附剂，通过肝素与 PTH 的特异性结合，PTH 清除率可达 70% 以上，适用于重度 SHPT 患者（PTH＞1500pg/ml）；载脂蛋白吸附剂，通过表面脂蛋白受体模拟结构，吸附低密度脂蛋白（LDL）与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适用于合并高脂血症的尿毒症患者。

但第三代吸附剂目前仍面临临床转化挑战：一是制备成本高，单克隆抗体修饰的吸附剂单次治疗费用约 3000-5000 元，远超普通患者承受能力；二是稳定性不足，生物修饰分子易在储存与使用过程中脱落，影响吸附效能；三是临床数据有限，多数产品仍处于 Ⅱ 期临床研究阶段，缺乏大规模多中心疗效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