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军 教授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监事会监事长

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抗白血病联盟主席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心淋巴瘤专科建设项目专家组组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抗淋巴瘤联盟护理学组名誉顾问

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40余部, 获国家、省、市科技奖二十项

承担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8项，省、市级科研课题25项

全球细胞治疗药物研发类型

在不同类型的细胞治疗中，CAR-T继续占主导地位，增加了299种CAR-T新药物，较2020年同期增加35%，大部分（80%）处于临床前和临床Ⅰ期阶段。此外，T细胞受体（TCR）嵌合型T细胞（TCR-T）细胞疗法增加了80种新药，自然杀伤细胞（NK）/NK-T细胞疗法增加了67种新药。

细胞疗法的来源

目前，大部分细胞疗法（835种）是自体来源的，正在开发的自体细胞疗法是同种异体细胞疗法的两倍。过去一年中，临床前和临床Ⅰ期的同种异体细胞疗法数量分别增加了48%和42%，但比去年同期增长率（分别为80%和95%）放缓。马军教授指出，从发展趋势来看，自体和无关供者越来越多，这也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图1）。

图1  细胞疗法的来源变化
（来源于马军教授报告幻灯）

细胞治疗聚焦癌种

与往年类似，大部分细胞疗法临床试验集中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上，实体瘤仅占40%，且其中大部分处于早期临床阶段，这也反映了使用细胞疗法治疗实体瘤的固有挑战（图2）。

图2  细胞治疗临床试验种类变化
（来源于马军教授报告幻灯）

实体瘤的细胞疗法

与每年100万左右的血液系统肿瘤患者相比，1998万（2021年全球癌症发病人数）的实体瘤患者更受关注，但作为肿瘤细胞治疗的难点，实体瘤细胞疗法的靶点变化不大，其中，未公开的肿瘤相关抗原（TAA）最多，接下来是HER-2、MSLN、CD 2、EGFR、GPC2/3。值得关注的是，GPC2/3靶点自2019年以来迅速增长，几乎每年翻一番，主要针对肝癌治疗（图3）。

图3  实体瘤细胞治疗研究靶点
（来源于马军教授报告幻灯）

对于实体瘤细胞疗法研发管线的变化，截至目前，治疗类型包括了CAR-T、NK/NK-T、TCR-T细胞疗法等，治疗变化越来越大，但是突破性的较少（图4）。

图4  实体瘤细胞治疗类型
（来源于马军教授报告幻灯）

细胞免疫疗法国际专利

从数据分析看，在细胞免疫疗法的国际专利方面，美国医院独占鳌头，而我国的专利仍然比较少。马军教授指出，希望未来，我们能致力于做更多“first in class”的药物，做首创，只有这样我们的专利才会越来越多，我国的制药才有希望。

中国CAR-T的研发现状

梳理我国CAR-T研发的现状，如下图所示，目前我国CAR-T研发的靶点以CD 19数量最多，达64个，还有针对EGFR、抗PD-1/PD-L1、HER-2、BCMA等不同靶点（图5）。不难看出，国内CAR-T疗法研发严重“内卷”，同质化问题突出。

图5  中国CAR-T现状
（来源于马军教授报告幻灯）

对于这一现状，马军教授指出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思考，同时呼吁大家更加理性地看待当前的局面。

他表示，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为未来发展“first in class”药物奠定了基础。因此，当前对于“me too”的药物，也无须过多的担心，虽然这一类药物最终会被淘汰，但从“me too”向“first in class”转变，需要一个缓冲或者过渡期，在美国和日本，这一过程分别花费了8年和10年。马军教授认为，我国可能需要5年的缓冲期，这是领域内研究者奋斗的目标。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鼓励药企探索“first in class”新药，相应的，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也积极出台政策，指导抗肿瘤药物研发，从确定研发方向，到开展临床试验，都应贯彻以“临床需求、患者第一”为核心的理念，开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研发。与此同时，临床医生也应积极同制药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具有潜力的新药物、新疗法，开展规范化的临床研究，进而为患者带来更长的生存获益。

马军教授指出，随着国内首个CAR-T疗法被批准上市，必将引领国内CAR-T疗法研发及临床应用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从而真正实现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研发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