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结局参数为重症肌无力日常生活活动(MG-ADL)评分的最大降低幅度。评分在基线(治疗开始前)以及治疗后1个月(14-45天)、3个月(60-120天)和6个月(150-210天)进行收集。次要结局包括定量重症肌无力(QMG)评分的变化、重症肌无力生活质量15项问卷(MG-QoL15)的改善、可接受症状状态患者比例(PASS，定义为MG-ADL评分≤2或QMG评分≤7)、最小症状表达(MSE，定义为MG-ADL评分≤1)以及类固醇和吡啶斯的明剂量减少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治疗策略均导致快速的临床改善和泼尼松龙剂量的显著减少。在接受补体C5抑制治疗的患者中，6个月后MG-ADL评分从9.3±3.8降至5.9±3.2，QMG评分从17.3±6.0降至11.9±5.4。与此类似，接受FcRn抑制治疗的患者在6个月后，MG-ADL评分从9.4±4.4降至6.2±3.6，QMG评分也显示出明显改善(-3.3±5.4)。两组患者在生活质量方面也有显著提高，MG-QoL15评分均有明显下降。

图：接受C5补体抑制疗法患者的临床结局。(A) 左侧图表显示接受eculizumab或ravulizumab治疗患者在基线后1、3和6个月的MG-ADL评分的个体变化（灰色），以及平均变化趋势（橙色）。中左图显示基于最佳个体反应的MG-ADL最小改善情况。中右图展示根据Mendoza等人方法定义的PASS指标（MG-ADL评分≤2分）达成的患者比例。右侧图表则显示MG-ADL恶化（红色）、MG-ADL稳定（MG-ADL减少≤1分，灰色）或显著改善（MG-ADL减少≥2分，绿色）的患者比例。(B) 左侧图表展示接受eculizumab或ravulizumab治疗患者在基线后1、3和6个月的个体QMG评分（灰色）及平均变化趋势（橙色）。中左图表示最小QMG改善情况。中右侧图表展示基于QMG评分定义的PASS达成情况（QMG评分≤7分）的患者比例。右侧图表显示QMG恶化（红色）、QMG稳定（QMG减少0–2分，灰色）或显著改善（QMG减少≥3分，绿色）的患者比例。(C–E) 分别展示接受C5IT患者MG-QoL15（C）、泼尼松剂量（D）和吡啶斯的明剂量（E）的个体变化（灰色）及平均变化趋势（橙色）。

经过C5IT治疗，泼尼松龙的平均每日剂量从基线的13.5±17.6 mg/day下降到6个月后的6.9±7.1 mg/天。efgartigimod治疗组泼尼松龙的平均每日剂量从基线的13.7±14.7 mg/day降低至治疗6个月后的6.4±8.3 mg/天。

图：接受efgartigimod疗法患者的临床结局。(A) 左侧图中显示了患者在开始FcRn抑制疗法后第1个月、第3个月和第6个月的MG-ADL评分，个体数据用灰色表示，群体平均趋势以蓝色曲线显示；中左图展示了MG-ADL评分最小改善的累积百分比；中心右侧图表明达到Mendoza等人18提出的PASS标准（MG-ADL评分≤2）的患者比例；右侧图则描绘了MG-ADL评分恶化（红色）、稳定（MG-ADL减少0–1分，灰色）或显著改善（MG-ADL减少≥2分，绿色）患者的比例。(B) 左侧图中显示了efgartigimod治疗患者从基线（BL）后的前6个月内的个人QMG评分（灰色）及总体趋势（蓝色）；中左图显示最低QMG改善的累计百分比；中心右侧图表明基于最佳个人反应达到PASS标准（QMG评分≤7）的患者比例；右侧图则展示QMG恶化（红色）、稳定QMG（QMG减少0–2分，灰色）或显著改善（QMG减少≥3分，绿色）的患者比例。(C–E) 展示了接受FcRn抑制治疗患者相关的MG-QoL15（C）、泼尼松剂量（D）以及吡啶斯的明剂量（E）的个人轨迹（灰色）和平均趋势（蓝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种治疗策略均显示出良好的疗效，但仍有20%-49.1%的患者根据QMG和MG-ADL评分显示治疗反应不足。具体而言，在C5IT组中，17.9%的患者在MG-ADL评分方面没有达到临床显著改善(≥2分)，而在QMG评分方面，20%的患者未能达到临床显著改善(≥3分)。同样，在FcRn抑制组中，8.5%和10.6%的患者分别在MG-ADL和QMG评分方面显示恶化，这表明现有治疗策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后，Ravulizumab和efgartigimod每组保留40名患者，两组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基线疾病特征方面达到平衡。在主要研究终点方面，两组的MG-ADL评分降低幅度相当。此外，次要结局参数的分析也显示C5IT与FcRn在疗效方面结果相似。这一发现与当前基于临床试验数据的荟萃分析和间接比较存在差异，后者指出两种治疗策略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可能存在差异。

图：比较使用Ravulizumabh和efgartigimod治疗的患者的临床结果参数。对接受Ravulizumab（红色）或efgartigimod（蓝色）联合治疗的患者进行临床结果评估。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对性别、治疗开始时年龄、联合免疫抑制治疗的使用情况、胸腺瘤状况、LOMG状况、基线时的类固醇剂量、MG-ADL基线评分及QMG基线评分等因素进行了队列可比性分析。（A）显示了治疗1、3和6个月后的平均MG-ADL评分（左侧）、MG-ADL评分的最大下降值（中左）、根据MG-ADL评分获得PASS的患者比例（MG-ADL≤2分；中间）和MG-ADL评分的最小改善（中右）。右侧图表则显示了MG-ADL评分恶化（红色）、MG-ADL评分稳定（减少0–1分，灰色）或MG-ADL评分显著改善（减少≥2分，绿色）的患者比例。（B）展示了基线后第1、3和6个月的平均QMG评分（左侧）、QMG评分的最大减少值（中左）、根据QMG评分获得PASS的患者百分比（QMG≤7分；中间）以及总QMG评分的最小改善（中右）。右侧图表显示了QMG评分恶化（红色）、QMG评分稳定（减少0–2分，灰色）或QMG评分显著改善（减少≥3分，绿色）患者的比例。（C–E）左侧图表显示了平均MG-QoL15评分（C）、每日泼尼松（D）以及吡啶斯的明剂量（E）的变化趋势，右侧图表则展示了这些参数的最大下降值。误差线表示均值和95%置信区间。定量变量使用双侧Student’s t检验进行分析。当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安全性方面，研究未发现任何新的安全性问题。补体C5抑制治疗组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包括头痛(19.8%)、腹泻(16%)和上呼吸道感染(15.1%)。有17.9%的患者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包括肌无力危象(8.5%)、败血症(2.8%)和心力衰竭(1.9%)。而在FcRn抑制组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上呼吸道感染(19.1%)、头痛(17%)和恶心(17%)。6.4%的患者经历了肌无力危象，8.5%出现重症肌无力恶化。这些安全性数据与之前临床试验的报告基本一致，未显示出明显的安全性优势差异。

与既往临床试验相比，本研究的真实世界数据显示出较高比例的肌无力危象(C5IT组8.5%，FcRn组6.4%)。这可能反映了真实临床环境中患者群体的差异，因为临床试验通常排除了更严重或复杂的病例。此外，本研究还观察到，两种治疗策略在减少类固醇用量方面都显示出积极效果，这对于减轻长期使用类固醇的相关副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作为回顾性研究，数据收集可能受到回忆偏倚的影响。其次，来自八个不同德国专科中心的患者纳入研究，虽然未发现明显的中心偏倚，但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因为只纳入了接受新治疗的患者。此外，由于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的个体间差异，随访时间点(3个月和6个月后)设定了±1个月的范围，这可能引入一些偏倚。然而，考虑到所研究的治疗通常在4-8周后达到最大效果，这一安排对分析的潜在影响可能有限。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限制是临床数据收集时间点(治疗后1、3和6个月)可能未能捕捉到每位患者的最佳反应，特别是考虑到肌无力症状的波动性，尤其是在FcRn拮抗治疗下。为解决这一缺点，研究选择了整个观察期内每位患者的最佳个体反应作为主要终点，以描述潜在的最佳治疗结果。

本真实世界研究表明，补体C5抑制和FcRn抑制在重症肌无力治疗中提供了显著的临床获益，在症状减轻和生活质量改善方面效果相当。此外，研究强调了即使使用这些新型治疗策略，仍有约20%-49.1%的患者治疗反应不充分，这表明需要开发更多有效的治疗选择，特别是针对难治性病例。这些患者可能需要其他治疗策略，如B细胞和/或T细胞清除/调节，包括CAR-T细胞方法。未来研究的目标还应包括识别C5IT或FcRn拮抗治疗反应的预测因素，这将有助于更精确地预测哪些患者可能从特定治疗中获益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