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夜班，通宵未眠。

我在想如果抢救室也有灵魂的话，那么心电监护仪便是它的心脏，呼吸机便是它的肺脏，洗胃机便是它的胃吧？

而整日在抢救室里忙忙碌碌的我们又算是什么呢，寄生虫吗？

或许，我们只是它身上终将要被代谢掉的上皮细胞吧？

或许，我们只是如同尘埃一样无足轻重吧？

只不过我们或许终老一生都没法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只不过我们从来都会在生命的尽头才去后悔一些事情。

有人说：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

事实上，又何尝不是铁打的抢救室，流水的医生护士呢？

身披白大衣，肩负重责，我们会忘却自己的健康、生死，手握武器，站在奈何桥头，干着从死神手中抢人的活。

卸下这份重担，医者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忧虑、有害怕，有理想，有纠结，而且也终将会成为他人的病人。

一周前的凌晨三点，我正趴在电脑前研究着那些没有情节只有骨与肉的片子。

抢救室里躺满了在不停呻吟的病人：慢阻肺、呼吸衰竭；脑出血；过敏性休克；消化道出血；重症肺炎；急性脑卒中；急性胸痛.......

每一天我都是这么度过的，这些也是我时刻都要面对的。

但是，此刻最让我内心感慨的是一位99岁的老年男性患者，他已经在抢救室里超过了48小时。

两天前， 抢救室里来了一位99岁的男性患者，陪同前来是同样满头白发的女儿。

跟随120前来医院的除了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女儿之外，竟再也没有了其他人。而且在这两天之中，除了这位女儿同一个孙子之外，并无其他人前来探视。

女儿告诉我说：“父亲已经99岁了，平日里精神很好，吃饭上厕所都能够自理，就是最近发热后才卧床不起的。”

为什么年关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道坎？

因为冬季寒冷的气温、肆虐的呼吸道病毒，还有常常袭来的雾霾...... 

事实上，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病情很明确：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但是，现实却很困难，因为夹杂了许多关于人性、关于经济的问题。

对于如此高龄的老人来说，重症肺炎和呼吸衰竭随时都会要了患者的性命。

我甚至能感觉到一袭透明薄衣的死神正站在抢救室内的某个角落之中，它已经做好了随时带走老人的准备。

按照诊疗疗程来说，老人应该住院，而且需要住进重症监护病房中去。

但是，生活中却有很多牵绊需要顾及：

患者如此高龄，病情如此严重，随时有发生死亡的可能，家属做好了心理准备吗？

即使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即使花了很多钱，也完全有可能出现人财两空的可能。

患者的儿女们都已经高龄，有人甚至丧失了独自生活的能力，巨大的医疗费用由谁来承担？

真的有必要让我的患者在99岁高龄的时候还要承受现代医学的折磨，丧失掉最后的尊严吗？

这位全程陪同的女儿对生死看得很明白，她说：“这些我都知道，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他能够安安静静离开。”

既然家属早有了这样的准备，我作为医生又能怎么样呢？

虽然对患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但因为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已经意识模糊的患者却再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识了。

或许，患者依旧眷恋着这人世间。

或许，患者早已渴望着上空。

无论愿与不愿，都已经不重要，因为没有人会去征求他的意见，甚至没有人会考虑到他的感受。

沟通签字后，这位70岁的女儿准备将患者带回家。

临行前，我叮嘱：如果方便，可以将老人带到附近医院输液抗感染纠正休克对症治疗，也许拖上几天，尽人事听天命。

“没关系，我知道，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女儿突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曾经是一名医生，退休前是当地镇卫生院的内科医生。

既然如此，别无他言。

面对死亡，是一名医者的必修课。

但是，我却忘记了一点：医者也是人，也是脱离不了现实的人。

原本我以为这个99岁的老人会很快离开这个浮浮沉沉的人世间，没想到的是：前日夜班，家属再次将老人送进了医院。

只不过这一次陪同前来的家属有很多人，包括几个孙子在内。

这一次患者已经处于深昏迷，生命体征很微弱，就像狂风中的烛火一般。

“怎么又把老人带了过来？”

我询问这个退休前也是内科医生的女儿，她却说：“送过来抢救一段时间吧，这样也好对亲戚朋友交代。”

几个孙子也附和道：“再给我们输点药水吧！”

“这根本就不是输点药水的问题，是性命垂危，随时会死亡的问题！”我再次强调着。

如果要积极治疗，一周前又为何要放弃？被浪费的一周对患者来说何其重要？

中国人的这种想法是让我从理智上难以接受，因为它体现了人性自私无知的一面。

难道为了对亲戚朋友有所交代，就要让患者承受更多的承受痛苦？

难道为了自己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要虚伪的假装抢救？

他们来医院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花钱。

明知道治不好，却还要花钱，却还要老人承受痛苦。

只是为了一句在亲朋好友面前的一句：“不是我们不给看，是病情太重了，医生都说了治不好！”

更何况，说出这句话的人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医生。

更何况，做出这个决定的人自己也是风烛残年。

可惜的是，虽然我内心中有百般感慨，却也只能干着这份出卖灵魂的工作。

可悲的是，虽然患者的女儿是一名老医生，却也逃脱不了现实的人情世故。

就这样这位已经深昏迷的99岁老人再一次地被放进了抢救室，在病历上家属签了字：拒绝气管插管、心肺复苏。

他们唯一的要求便是：“挂点消炎水”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患者将最后的生命时刻留在医院中。

凌晨六点钟，我看着蜷缩在病床上只是等着心跳呼吸停止的老人，突然有一种残忍的迫不及待希望患者早点“离开”的想法：您还是赶紧地离开这个世界吧！

早一点离开便意味着早一点结束痛苦的存在，早一点满足家属们的愿望便意味着早一点走向天堂。

然而直到上午九点钟，我已经可以下班的时候：这位99岁的重症肺炎患者，还在顽强的同死神对抗着。

而作为医生：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

“或许患者曾经身为医生的女儿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吧？或许等我老了也会面临这样的窘境吧？”我带着这样的困惑离开了医院。

今天，我翻开了抢救记录：患者在我下班离开医院后，又艰难的同死神抗争了三个多小时.......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我一袭白衣，站在奈何桥上，把守着由生向死的道路，万箭袭来却不能丝毫退让.....

然而，当我看见这位99岁的病人时，却挣扎纠结了。

我是否应该侧过身体，为他留下一道继续前行的路，哪怕只是缝隙？

在能与不能之间，在理想同现实之间，在舍取之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学会面对死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被现实所牵绊？

即使当我们老到像这位已逾古稀之年的女儿，即使我们一生行医多见离别如同这位老前辈老同行。

或许，我们永远都学不会。

来源：最后一支多巴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