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国家继续教育项目“中医药文献研究与利用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成功开班。该研修班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共同举办，开班仪式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所长梁尚华担任主持。

研修班围绕“文献与文化”、“经典与临床”这一主题已连续举办了五年，已成为中医医史文献与中医药文化研究领域的特色品牌项目。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围绕文献的研究与利用、经典的理解与应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等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场气氛活跃，学习氛围浓郁，学习成果丰硕。 

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通过思考中西医之间的差异、时代特点，认为中医在治疗慢性病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列举了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及随访的结果，用数据更加直观地肯定了中医的疗效。何教授还系统分析了慢性病的特点，并且形成了新的慢性病理论解释模型，从疾病发生原因、发展规律、治疗理念等方面重新解读了慢性病的存在，从而认为中医的“调理共存”的治疗理念相较于现代医学的“对抗” 理念更适合于慢性病的治疗。何教授还认为，如果中医能够顺应时代特点，在对抗慢性病当中作出卓著的贡献，那么这就是中医复兴最好的时代，中医人应当充满自信地迎接这一挑战！

何裕民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朱邦贤教授作“方证相对与方剂辨证”的报告，阐释了“方”“病”“症”概念，尤其强调了“证”的概念，认为证不仅仅是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也包含了“特定的形神气质”在患病时可能出现的“同一属性”。朱教授还追溯了方证的起源，认为《伤寒论》的篇名就很好地概括了伤寒的学术框架，即辨脉、辨病、辨证。相较于“辨证论治”，“方证相对”更强调理法及辨病的重要性，在“方证相对”的框架下，方剂与其主治病症所寓的基本病机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相关性，从而令中医实践更加规范更加精准。掌握了“方证相对”的思想，便可对正方、类方、合方的使用游刃有余。

朱邦贤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旭东教授作“中医文献研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要素”的报告，王教授首先分析了文献学在整个中医专业中的处境，认为文献的发展存在着不被重视、创新力不够的现状。中医文献的发展应充分创新，创新应当建立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和时代需要，体现中医特色与时代特点，成为中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推动力。认为文献创新的范围广阔，包括学者、管理层、临床医生、实验人员等需拓展思路，开阔眼界，结合“回归式”、“借力式”、“集成式”、“辐射式”及“批判式”五种创新方法，重新构建文献传承和发展的方法，以文献内含的价值和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重新获得中医学界的重视。

王旭东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如青教授作“中医药工具书及网络资源的检索与利用”的报告。认为在计算机时代，中医文献研究需充分利用好包括网络数据库、纸质工具书及非中医古籍在内的所有资源。张教授系统介绍了：1.瀚堂典籍数据库、中医典海、中华医典、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网络数据库；2.综合性书目、针灸书目、中药书目、方剂书目、病名书目等专业纸质工具书并；3.甲骨金石、简帛卷轴、经史子集、方志类、宗教类、训诂类等非中医专业纸质数据。张教授列举了不同资源的特点及使用方法，并且强调了纸质文献的不可替代性。张教授的分享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对学员的文献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张如青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邹纯朴副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名医类案》的作者生平和书籍内容，其次总结了《名医类案》的学术成就。邹教授认为，《名医类案》列析了各代医家治疗疾病的异同之处，可以启发医者对临床的思考；《名医类案》所囊括医案众多，时间及地域跨度较大，对于保存珍贵的医疗经验有重要意义；《名医类案》还开创了医籍研究整理之先河；对研究明代以前的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名医学术经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专病专方专药的专题研究也有重大启发。学习及研究《名医类案》对临床和文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邹纯朴副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毛嘉陵教授以“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为主题，从中医药文化是什么、文献工作的新使命及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三方面探讨了中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毛教授认为人类认知路径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文明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在于天人合一的价值观、象思维及道法自然的行为准则，抓住这三点就能认识真正的中医药文化。中医具有以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以人为本、以养护生以及以廉减支的优势。文献工作者应当在继承好的基础上，承担新使命，实现新突破。中医药为全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是大势所趋，中医人必须发挥出中医的特色及优势，结合现代科技，为中医的发展开辟新道路，作出新贡献。

毛嘉陵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李其忠教授从中医养生的概念、特色、首务等方面，漫谈了中医养生文化。中医养生具有顺应自然、适时养生，动以练体、静以养心，保形全身、调养安形，明辨病症、明辨体质的特色。李教授强调了养神的重要性，认为中医养生的首务应当是调神怡情，“养生必先养神”。通过修德、调志、节欲等途径来达到养神的目的。李教授还介绍了其他几种养生的方法，包括起居养生、饮食养生、运动养生、房事养生、娱乐养生、调补养生等。

李其忠教授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贾杨馆长通过介绍数件抗战时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让我们看到了他眼中的民国。贾杨馆长认为，他心中的民国，是冰与火，是赞与歌。来自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不畏日寇淫威，舍生取义救自己的员工；不知名的川军军官，将一生报复——抗战胜利，写在儿子的长命锁上，离乡征战；饱含民族责任感的刘樊舟先生，将抗战救国口号写在磁盘上，赠与友人；山西长治上官村里的青年抗日队伍，带着全村给予他们的奖章英勇奋战，归来仅寥寥几人；还有那枚不知物主的抗战戒指，是被怀着怎样心情的爱国人士摩挲过啊……在这民族危难生死存亡之时，我们的中医人也在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着：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台湾国医药改进社……他们的存在，是我们中医人爱国的最好的证明！

贾杨研究员

安徽中医药大学王键教授作“新安医家的历史源流及诊疗思路与特色”的精彩报告，八百年新安医学有着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新安医家非常重视望诊和脉诊，尤其强调“脉为医之关键”。新安医家不仅提出了一些列富有科学价值的创新学说，而且在临床中逐渐形成了“调理脾胃”“固本培元”“养阴护阴”等特色治法。在用药风格上，新安医家具有“平证轻减”“时方轻灵”和“稳准狠猛”三大处方用药风格。新安医学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特色鲜明，我们应当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以促进中医学术流派的百花齐放。

王键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梁尚华教授追溯了“文献”及“经典”的古今释义及内涵，认为“经典”有着历史悠久，内容权威的特点；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典籍蕴含着大量充满智慧的医理和哲理，中医人须认真研读经典，才能把握中医的内涵，领略中医的风采。梁教授介绍了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的读书观，分析了裘老对于《伤寒论》章法体例的认识和其学经典、用经典的经验。强调了“文献必有验于临床，经典必回归于临床”。 

梁尚华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张挺副教授介绍了“意象思维在中医中的应用”。由于中西方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导致中西方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为象思维。张教授认为，中医的灵魂在于中医的思维，而中医的思维，就是象思维的最好典范。中医临证思维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其实质就是一种履象的过程，即观象、取象、比象、证象的过程，也即是依据阴阳五行学说之象理，推演藏象、脉象、法象、药象的过程，其价值在于对生病与病证本质特征的整体把握，并由此借理法方药给予整体调摄。 

张挺副教授

桂林医学院骆降喜副教授作了“文化处方”的分享，文化与“处方”似为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词，骆老师指出，所谓文化“处方”，重点在于与患者充分沟通，了解患病缘由，从而对症下药。他认为，人心浮躁，需要阅读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修德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在高压力、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改掉坏习惯的方法。重视情绪的调理，正确的思想、价值、理念的建构，会使人得到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由此自然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文化是根、是命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永不过时的高科技，中医的复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同步的，前途是充满光明的。

骆降喜副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庆其教授作了“儒家文化与岐黄之道”的讲演。王教授认为振兴中医需要从儒家文化中汲取知识。中国人在儒家与道家的契合点上找到自己理想的生存方式，这亦是中医人要学习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原因所在。在中国的历史中，中医的理论始终在儒释道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变化。儒家强调的“爱仁”“和”“中庸”“怀德”等在中医均有与之相互呼应的理念。中医人学习传统文化将有助于领会中医理论真谛，也有助于形成中医学思维。提高中医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素养，有助于更好把握和领略中医的博大精深和深刻内涵。

王庆其教授

山东中医药大学刘更生教授认为扁鹊不仅是中医文化的标志，更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人，是“方者宗”。扁鹊在汉代以前的社会地位极高，而且是第一位载入史人物传的医家，司马迁称其为“方者宗”，说明扁鹊对中医理论的建设有巨大贡献，扁鹊是专业医生出现的标志，他使医学和巫术分离，改变了“随病调药”的治疗方法，形成了“知病所从生”的治疗理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扁鹊的地位逐渐下降，渐被忽略，刘教授认为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扁鹊的历史地位，重视其对中医的贡献，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中医的起源。

刘更生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陈仁寿教授围绕“古代经典名方中的本草学问与考证”，分析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认为古今中医在药品种类、炮制、剂量及应用中存在巨大差异。在实践过程中，首先应考证古代的制方方法和发展源流，才可能在现代中药复方制剂的生产制备中更加严谨科学。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在于理解古代原文，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古今对照、古今汇通，结合现实。本草考证有助于还原求真，理清繁杂，陈教授呼吁广大中医文献工作者充分进行本草考证工作，以还原中医本貌，保持中医特色。

陈仁寿教授

本次“中医药文献研究与利用高级研修班”内容丰富，学员收获颇丰，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的要求。这是一次关于“文献”及“文化”的学术盛筵，是中医人为中医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作出的努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对中华儿女的激励作用是其生命力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坚定不移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医中体现中华文化，是中医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一位中医人心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