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免疫病的临床与科学价值日益凸显。资料显示，全球近4.5%人群患有至少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而神经系统又是这些病变的极易受累部位。在这一类大的疾病谱系内，不仅包括原发性的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硬化（MS）、重症肌无力（MG）、慢性炎性脱髓鞘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CIDP）等，也包括多种结缔组织病继发的神经系统损害。这一复杂类别显现明显的疾病谱多样性以及临床表现的复杂性，极大挑战了传统神经病学和免疫学的诊疗与研究范式。

神经免疫病诊疗范式的变迁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从19世纪中叶初步的疾病识别和简单的临床病理学描述，到20世纪下半叶的自体抗体检测和实验室诊断推广普及，再到21世纪初，分子诊断、生物标志物、个性化治疗和多学科管理全面渗透进临床和研究。疾病的诊疗逻辑——从单纯的临床观察，到深入病因、机制和标志物识别，最终在系统生物学框架下对疾病重新定义——代表了现代医学对神经免疫疾病诊疗范式的不断革新和拓展。例如，多发性硬化从Charcot时代基于病理改变的朴素描述，发展到现代运用分子检测和影像成像技术，实现了病例诊断的精准化和临床亚型识别的细致化。

这一切变革离不开免疫学基础理论的渐进式发展。从19世纪巴斯德“疫苗—免疫”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免疫调控、细胞分化、抗体发现、T细胞与B细胞功能划分的澄清，特别是细胞和体液免疫理论的建立，为细致研究神经免疫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免疫系统的认知已摆脱了早期先天和适应性免疫“二分法”的静态框架，转向动态复杂网络系统。免疫系统与神经、内分泌及代谢等多元系统纵深对话，免疫记忆不再局限于适应性免疫，先天性免疫同样存在具有记忆功能的NK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也表现出免疫记忆。免疫系统的复杂性使得科学和哲学的边界也不再清晰。

在此基础上，自身免疫概念也经历了多轮演化。从Ehrlich的“恐怖的自体毒性”假说到Burnet的克隆选择理论，标志着科学家对自身免疫现象和本质的逐步厘清。抗体的系统性研究，对T/B细胞调节机制、调节性T细胞（Tregs）的发现，以及基因组、微生物组、精准医学等新兴技术的引入，使得免疫系统对自身识别的阈值及失调机制日渐清晰。科学界不仅在基础科学层面取得突破，更在转化和临床应用端充分实现理论的实际落地，为神经免疫性疾病诊断与治疗带来新契机。

神经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具有共性，呈现环境与遗传因素复杂交织的模式。譬如，HLA多态性、富集于主要免疫通路上蛋白分子的SNP、X染色体对女性疾病风险的增高，共同指向遗传背景的深刻影响。而环境诱因如多种病毒（EBV等）、肠道菌群变化、肿瘤异位抗原等作用于免疫应答环路“开关”，共同推动分子模拟和表位扩散等发病新机制的发现。正因如此，现代临床强调综合考量个体基因背景和外部诱因，以期把控复杂的疾病进程和制定更具靶向性的防治策略。

近些年，神经免疫疾病的致病抗体和生物标志物不断被发现，使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早期干预成为现实。譬如多种自身抗体（NMDAR、LGI1、GABAbR、CASPR2等）对应不同人群特征及临床亚型，其发现极大提升了特殊类型脑炎等疾病的早诊率和鉴别诊断能力，推动了临床个体化、分层化的精细管理。

对于多发性硬化（MS）这一代表性神经免疫疾病，2024年更新的McDonald诊断标准相较于2017年版本有重要改进，包括增加视神经作为CNS区域的第五个区域，引入新的MRI标志物如中央静脉征（CVS）和顺磁性边缘病灶（PRL），以及对放射性孤立综合征（RIS）的新分类和对儿童MS诊断的细化要求。这些变化不仅增强了诊断的准确性，也提高了对亚临床MS病例的识别和预测能力。

技术进步亦为临床评估与监测打开新局面。7.0 Tesla MR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更好的组织对比度，能够检测更多病灶，特别是皮质病灶、侧脑室周围病灶和邻近皮质病灶。此外，TSPO PET示踪技术可视化MS脑内慢性炎症，通过检测活化小胶质细胞上过表达的18kD转位蛋白，显示白质、灰质和脑膜内的免疫激活情况，对评估炎症程度、疾病进展以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概念性可穿戴手套可用于监测CIDP患者手部的运动功能，反映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个人功能障碍。角膜共聚焦显微镜（CCM）则可通过测量角膜神经纤维密度、长度和分支密度来评估神经损伤程度，有望监测CIDP轴索病变。

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则极大丰富了神经免疫病疾病活动性和损伤的动态评估。神经丝轻链（NfL）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作为反映神经细胞损伤和胶质反应的生物分子，在多种神经免疫疾病（如CIDP、NMOSD、MS、AE等）均展现出强有力的疾病严重程度关联价值。动态监测NfL或GFAP有助于判断疾病活动度、预后和疗效，同时或可指导临床治疗策略的调整，实现随病程进展的精确动态管理。

在治疗目标及策略方面，神经免疫病领域正在从传统“广谱抑制”向“精准免疫调节”历史性转型。例如，对MS的治疗目标，已经从NEDA-3（无临床复发、无新发MRI病灶、无功能恶化）逐步升级到NEDA-4（纳入脑容量变化）及未来可能的NEDA-5（进一步整合生物标志物如NfL），这一升级充分反映了多维量化指标在疾病状态综合评估中的地位提升。

多学科治疗和管理体系的建立显著改善了神经免疫病患者的预后。以华山医院重症肌无力危象诊疗为例，通过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输血科、心内科、护理部和康复科等多部门协作，形成针对性诊治流程，危象在院死亡率从11.5%降至2.63%，平均通气时间和ICU入住时间也明显缩短。

基于分子分型和标志物的新型个体化治疗策略亦日益成型。例如，在MG的治疗中，有研究者通过蛋白质组学手段将患者分为不同亚型（轻症无显著补体激活、体液免疫反应为主、严重补体激活合并超扩展抗体克隆等），并基于补体活化等分子靶标差异化实施精准免疫干预，提升了部分患者的治疗反应率和整体结局。相关生物标记物的动态检测，为“实时、个体化调整免疫治疗方案”提供了数据基础和决策支持。

现代神经免疫疾病的多组学研究带来了机理学认识的飞跃和治疗靶点的持续挖掘。基因组、蛋白质组、转录组、代谢组、表观基因组、免疫组、微生物组等多维数据的整合分析，实现了遗传易感、蛋白表达、代谢异常、免疫应答、微生物干预多个维度的互为验证和动态反馈。单细胞组学和空间多组学的应用，不仅揭示了细胞异质性和微环境变化对疾病发生的具体机制，还为新型诊断分子、疾病亚型划分和精准用药路径提供了丰富靶点资源。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引入，则令疾病诊断模型、预后预测、患者分层更加科学化和智能化。这一“全景式、立体式”的研究理念，推动神经免疫病研究真正进入系统生物学时代。

神经免疫病的治疗手段也日渐丰富。以多发性硬化为例，从1958年口服硫嘌呤、1968年静脉注射环磷酰胺，到1993年皮下注射IFNβ-1b，再到近年来各种口服小分子药物、单克隆抗体和BTK抑制剂的应用，治疗药物谱系不断扩大，治疗指南也随之更新完善。重症肌无力治疗也进入了循证医学时代，REGAIN研究、ADAPT研究、RAISE研究等多项临床研究为新型治疗药物的应用提供了证据支持。治疗策略正兼顾下游（抗体、补体→FcRn拮抗剂、C5抑制剂）和上游（B细胞、T细胞→B细胞耗竭剂、IL-6R单抗、Blys/April双靶融合蛋白），为患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

免疫调节、淋巴细胞耗竭和免疫重置代表了神经免疫病治疗的理论基础。免疫重置是指通过有效消除致病性淋巴细胞并用幼稚细胞重新填充，从而实现自身免疫疾病患者的长期缓解。从传统的免疫调节到淋巴细胞耗竭，再到免疫重置，治疗深度不断增加，长期缓解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随着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和CAR自体抗体受体（CAAR）T细胞等新兴治疗模式，令“免疫重置”正在成为现实。以CAR-T细胞治疗为代表的创新疗法，已在多种难治性神经免疫病中呈现出“震惊”的疗效，近期武汉同济医院团队报道了2名CIDP患者，在采用BCMA CAR-T细胞治疗后6个月即获得无药物缓解，虽然其中1例在12个月后因COVID-19感染相关因素出现复发，但另一例在24个月内保持了缓解状态，这为难治性神经免疫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

未来CAR-T的应用策略将更加多元化，包括工程化细胞类型（如工程化自体T细胞、异体NK细胞和γδT细胞）、体内CAR转导类型（RNA整合、DNA整合、脂质颗粒递送）以及CAR构建（基因编辑、通用可编程CAR）等。T细胞连接器（BiTE）作为另一种新型治疗手段，通过连接T细胞和B细胞，建立免疫突触，激活T细胞释放穿孔蛋白，诱导B细胞凋亡，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提供了相较于CAR-T细胞治疗“退而求其次”的新手段。

未来治疗策略的探索，必然是在分层基础上的精准靶向、免疫重置和稳态维护的综合模式。例如，序贯免疫治疗有望通过选择性抑制炎症、清除强致病记忆免疫细胞、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以及重建免疫微环境平衡，实现既“缓解症状”又“根本免疫重置”的高级目标。此外，分子工具与生物标志物的不断进步，有望赋予神经免疫疾病诊疗更高的动态、实时、个体化属性。系统生物学、跨学科协同和组学资源共享，将不断拓展神经免疫疾病精准医疗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