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中国医学论坛报“卫生健康事业发展70年巡礼”专栏

作者：重庆市开州区康桥医院  张德光

与《实用心脏病学》结下不解之缘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高考制度恢复后，插队落户的我第一次考上大学，却因“极左”路线影响而没有被录取。父母亲不想让他们的儿子在农村待一辈子，坚韧的父亲第一次流出了心痛的泪花，父亲坚定地说：“要有一技之长。”于是让我拜开县西医名医涂昌樑先生为师。

他要求严格、系统、规范。一边宣讲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一边带我接触临床工作。当年风心病房颤和心律失常的患者较多，县城医院不能做心电图，患者只能赶160里路到市里的医院做心电图。老师主张医生要能够自己动手分析心电图，一个放大镜，一支分规，一把尺子，既比又量。白天患者多，晚上老师在家里亲自教我。

教材中关于心电图的理论讲解只有一两页，如饥似渴的我想看更多书。1979年6月30日，那是一个星期六，我在县城书店徘徊许久，尽管知道家境非常拮据有些不忍心，但还是鼓足勇气告诉母亲想要买书，母亲从兜里掏出6.05元给我——那可是全家七口人生活费呀！于是我兴高采烈地购买了董承琅教授主编的《实用心脏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8月第2版，1978年8月第1次印刷）。董承琅教授（1899-1992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县人）是20世纪中国著名心血管内科医师，我国心血管内科学的奠基人，开创了中国的心电图时代，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心血管内科医师。

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本书，找来牛皮纸包装好书皮，并用毛笔隶书写上书名“实用心脏病学”。同时在扉页上签名：Deguang 1979年6月30日购于开城新华书店。

图为作者珍藏的《实用心脏病学》

当天，我迫不及待地仔细读了第一章节“病史与症状，一般检查”（第1~13页），在重点语句下面用钢笔划了横线，牢记心里。

董承琅教授写道：“目前对于心脏病的诊断存在着一种过分依赖或侧重于实验室观察，而轻视病史询问和物理检查的倾向。我们并不否认，对于某些心血管疾病，实验室检查常可提供极为宝贵的资料，但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实验室检查只能补充而不能代替病史询问和物理检查；在临床实践中，有时仅根据病史一项，即可作出一个完整的诊断，或者至少可将鉴别诊断的病种限制在较小的范围。所以，准确的病史记录和认真的物理检查，仍应作为心血管疾病诊断的基础。病史的询问和记录，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董承琅教授的这段话，影响我一生。直到今天，许多患者看病前拿出一堆检查单或体检报告，云云检查怎么说。而我40多年来始终记住董老的话，也成了一种习惯，先问病史再物理检查，再看检查单，这样觉得心里踏实。

接着我反复阅读第五章“心电图学与心向量图学”（第79~150页），并作详细笔记。为了在临床工作中正确认图、识图和强化记忆，我把绘图纸剪成心电图纸大小一样，用圆珠笔描记正常和各种异常心电图图形，贴在笔记本中，写上心电图描述，放在口袋里随时看，加深理解。

图为作者的心电图笔记

20世纪80年代初，临床上风心病房颤多见，我们筛选3个病例（男性，30~40岁），按照董承琅教授《实用心脏病学》中描述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对住院患者进行严密观察。医生每1小时询问病情并听诊心脏，同时记录心电图（上海产单导心电图机）。先用洋地黄，当心率每分钟70~80次时用奎尼丁，每2小时0.2克。第1天服药4次，听诊心律正常和心电图证实为窦性心律即停用；第2天服药次数增至5次，结果两例心律纠正，1例出现轻度黄疸，未见效果，也没有继续用大剂量奎尼丁。

跟着《实用心脏病学》学“艺术”，跟着《实用心脏病学》做科研。我细心坚持收集临床资料和总结，有15篇论文被中华医学会全国心血管大会录用，24篇论文被中国心脏大会录用，并成长为开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万州区优秀知识分子、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重庆市第二届人大代表、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分会会员。

《实用心脏病学》伴我40多年，指导我临床；董承琅教授在书中传递出的理念也教我做人40多年，指导我修养。虽然书页已泛黄，但经典熠熠生辉。从25岁到65岁，再到更老的我，这本书依然随我在临床。

《实用心脏病学》主编董承琅教授说：“我认为一切诊断和治疗措施，包括一些探讨性或科研性措施，均应以病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应从个人的兴趣或个人的利益出发。”40多年前的话，至今依然彰显医学人文艺术之爱。如今重读《实用心脏病学》既有历史深度，更有现代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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