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疾病做斗争的历史。从20世纪中期开始，心血管疾病逐渐替代传染病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

近70年来，人们对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引领和推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实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赵冬教授认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研究按照其特点可划分为4个概念阶段。

这4个概念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变化。

第一阶段

提出危险因素概念

在20世纪40年代末，冠心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开始在欧美国家流行。

弗莱明翰心脏研究是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系列文章中，弗莱明翰心脏研究提出和采用了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概念，明确提出控制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等危险因素对心血管疾病预防的重要意义。

不过由于当时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有限，那个时代强调各个危险因素的单独作用，干预策略也针对单个危险因素。

第二阶段

多重危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总体危险评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问世和快速发展，促进了相对复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在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研究中的应用。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多种危险因素对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协同效应。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基于多重危险因素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和预测工具研究快速进展，不断完善。

不过不同国家或地区开发的心血管疾病发病危险评估公式用于其他人群常常不太适用。

从20世纪 90 年代至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队列研究，获得了更适合本国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预测方法和预测工具。

至此，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从关注个体单个的危险因素水平发展为关注个体所有危险因素协同产生的总体危险的新阶段。

各主要危险因素的防治指南也以此为基础更新，引入了危险分层的概念并以此指导预防和治疗决策，比如我国1999年发布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已经推荐了危险分层的方案和依据心血管疾病风险指导治疗决策的原则。

心血管疾病总体危险的概念极大地改变了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实践，促进了多重危险因素综合治疗策略的施行，最大程度降低了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总体危险。

第三阶段

残余风险和危险因素

尽管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等主要危险因素得以广泛治疗和控制，但这些危险因素的控制并未真正阻止心血管疾病的流行。

一则肥胖、血脂异常和糖尿病为主的代谢危险因素的流行明显上升。

此外接受传统危险因素常规干预且达标的人群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心血管疾病发病死亡风险，这部分风险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残余危险。

心血管疾病残余危险的存在，激发和促进了新的危险因素的探索研究。

比如伴随生物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极大促进了多种新的血脂成分、炎症因子、促血栓因子和多种代谢因素和遗传因素与ASCVD发病风险的关联研究、机制研究和新型药物的临床试验研究。

对于心血管疾病残余危险的认识和评价也促使了对传统危险因素正常值和干预目标的研究和更新，比如高血压定义的修正及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治疗目标值的调整。

心血管疾病残余危险的认识也带动了危险因素累积暴露时间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关联研究。

青少年和中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早期和长期暴露的危害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些需求也推动了中青年人群终生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和评估工具的开发。

我国基于多项中国人群心血管疾病终生危险研究成果，制定了针对中国中青年人群的心血管疾病终生危险评估量表，并已经列入多部临床和预防指南。

第四阶段

危险因素的早期预防和血管健康的评估

以提高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为主要目标的以治为主的策略仍有不足，存在一定问题。

比如患有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和肥胖的绝对人数不断攀升，而且大部分这些危险因素隐匿发生，常在检出时已经造成血管损害。

此外，心血管疾病危险评估是以发生急性心血管疾病事件风险为结局，而不是导致急性心血管事件的血管病变为结局。

另外，人群老龄化带来的退行性疾病的流行正成为未来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血管健康是延迟或缓解退行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基础。

赵冬指出，这些问题和需求将带来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研究的重点再次转移。

病因网络的理论形成和进展使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生物学因素的狭隘范围，而是将生物学因素归因于生存环境的宏观背景之中，从仅关注危险因素本身到关注危险因素形成和流行的环境。

更加关注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危险因素形成的作用，科学的评估运动或体力活动、膳食因素和生活环境对个体危险因素水平的影响，研究危险因素的预测和早期预防。

干预性研究也将逐渐前移至以预防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和肥胖的发生，避免吸烟的危害的有效方法等原始预防为主的策略。

心血管健康状态的评估、早期病理变化的消除也将成为早期预防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