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李骥 杨红

由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中华医学会北京肠道微生态与幽门螺杆菌分会及北京协和医院主办的2018首届协和肠道疾病高峰论坛正式会议于2018年4月14日在协和学术会堂正式召开。儿童IBD讨论会后是IBD热点话题，该分论坛紧紧围绕IBD诊治中心的规范化、IBD疾病评估、特殊疾病状态及合并疾病的治疗方案选择等问题展开。

报告者：中山大学第六医院胡品津教授

来自中山大学第六医院的胡品津教授做了“IBD诊治中心质量控制的案例分析”的主旨报告。

胡教授结合中山六院IBD诊治中心的经验介绍到，IBD诊治中心的成立需几大重要元素：设备/设施、MDT团队、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良好的健康服务体系。

在设备及设施方面，需有IBD专病门诊、有保障的IBD患者病房床位、内镜操作、影像、病理室及实验室等。MDT团队是IBD诊治中心的核心，其构成包括以IBD为亚专业的消化内科医师、具有IBD手术经验的结直肠外科医生、病理科医生、影像学医生及专科护士等。制度方面不仅仅是IBD患者诊治流程的SOP，还包括定期的会诊制度（MDT多科会诊）。为了解决患者随访难题、完善IBD患者健康服务体系，创立了患者随访APP以及患者俱乐部等。

报告者：西京医院吴开春教授

来自西京医院的吴开春教授做了“中度UC的治疗策略及转换时机”的报告。

中度UC的疾病活动度评分常采用改良Truelove-Witts评分或者Mayo评分界定，其治疗选择决策取决于UC累及的范围、活动度、既往治疗药物的反应、病人对治疗方式的接收程度及费用承担情况。具体用药方案可简单总结为：直肠及左半结肠型的患者，以口服联合局部5-ASA治疗为首选；5-ASA治疗欠佳的患者，可选择糖皮质激素全身用药诱导缓解；激素治疗或者AZA治疗无效者，需考虑生物制剂诱导缓解，或者他克莫司治疗，必要时手术治疗。

吴教授还介绍了一些新的治疗进展，如托伐替尼、粪菌移植在中度UC治疗疗效的研究。最后强调，在药物转换治疗时，一定要做好鉴别诊断，避免误诊。

报告者：齐鲁医院李延青教授

来自齐鲁医院的李延青教授做了“影像学（超声/MRE）对IBD疾病活动度监测的价值”的报告。

李教授结合国内外研究团队的文献报道，系统的讲解了超声及MRE在IBD患者中的应用，特别是CD患者。相较于结肠镜或小肠镜检查，超声及MRE能更好的看肠道全层病变，且无创，风险低，花费少；与CTE比较，能较好的避免了电离辐射。当前，两项检查已成为许多IBD中心的常规检查项目。多普勒超声可测量肠壁厚度及血管密度，超声造影可进一步了解组织灌注、强化类型及时间密度曲线（TIC）。有研究报道，超声可用于判断疾病活动度，TIC具有一定判断药物治疗疗效的价值，有助于判断CD患者狭窄的类型，还可用于CD患者术后复发的预测。MRE与超声类似，也被证实其有助于判断疾病活动，预测部分药物的疗效等。MaRIA、London和Clermont等不同的MRE下CD活动度评分体系为MRE在疾病评估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标准；磁化转移MT还可用于CD肠道狭窄类型的鉴别。

报告者：仁济医院冉志华教授

来自上海仁济医院的冉志华教授做了“如何看待CD活动度评分体系？”的报告。

报告中冉教授首先介绍了CD活动度评分的历史演变过程，从1976最初的CDAI，到之后的HBDI、PDAI，再到内镜下评分的CDEIS、SES-CD、Rutgeerts评分，到MaRIA、Limbergscore等影像学评分，IBD-control的评分，以及2018年最新提出的综合评分系统。评分系统走过 了从临床症状、炎症、生活质量发展至综合评分的演变。研究发现基于症状的CDAI、HBDI往往对于粘膜愈合判断的准确性偏低。尽管内镜评分逐渐简化，但仍存在一致性的差异，特别是有研究证实内镜专家与非内镜专家相比，其对于相对简单的Rutgeerts评分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组织病理学活动度评分如GHAS尚未被广泛应用，也未得到共识意见推荐。影像学活动度评分可作为内镜评分的补充，特别是内镜无法充分评估肠道病变炎症的时候。患者报告结局（PRO）业已受到重视，在临床实践中应逐渐开展定期的PRO的调查，有助于患者综合管理。2018年GUT发表的一篇关于CD总体疾病活动评价的共识意见，将患者的症状、PRO、炎症指标、内镜以及既往药物治疗等指标综合纳入，有望在后续研究及将来临床实践中得到应用。

报告者：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朱维铭教授

来自解放军南京总医院的朱维铭教授做了“CD的降阶梯治疗理念，手术or生物制剂”的报告。

众所周知，CD的早期治疗并诱导缓解，有助于预防患者的远期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但早期强化治疗时选择生物制剂还是手术治疗呢？有研究发现早期给予生物制剂治疗并达到深度缓解后，患者手术率下降、再住院率下降，生活质量更好。对于早期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可以考虑手术，特别是病变局限的患者。两者之间互有优劣，对于患者个体治疗时应权衡利弊，灵活选择，充分认识药物治疗的优势，即无创、保留肠道、改变患者疾病行为，但也存在费用高、药物副作用风险、患者服药依从性差、癌变等缺点，手术治疗可有助于快速控制临床症状，甚至可以帮助少数患者脱离药物治疗，但是有创的、存在术后并发症风险，而且高风险患者术后仍需药物预防复发等。最后小结：没有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有更合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报告者：瑞金医院钟捷教授

来自上海瑞金医院的钟捷教授做了“CD术后防止复发的药物管理—指南解读”的报告。

钟教授分别从CD术后复发（POR）风险、POR的判定以及国外相关指南解读等三大方面展开，并结合临床中的实际病例进行了针对性的讲解。外科手术治疗一方面给予患者一次新的治疗决策的机会，另一方面带来了新的临床问题，即如何预防复发。可行的方案就是，筛选复发高危人群，合理选择术后复发的评估时机及手段，并合理选择药物治疗预防疾病复发，避免再手术。吸烟、既往手术史、术前无预防复发药物、肛周病变、手术标本中可见肉芽肿及肠肌层神经炎是CD术后早期复发的危险因素；术后6个月进行内镜复查评估肠道病变情况是临床较认可的手段；对于Rutgeerts评分为i2以上的患者，是启动药物干预的指征。现有预防POR的药物中，包括5氨基水杨酸、硫唑嘌呤、咪唑类抗生素及生物制剂等，在预防POR方面的权重及远期效果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钟教授最后总结到，指南和共识是汇总、概要；指南和共识既需要学习，也可以批判；共识与指南可以是真理与含糊、谬误共存的；各国与地区的特殊性需要兼顾。

报告者：北大人民医院刘玉兰教授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玉兰教授做了“IBD合并肝脏损伤的状况及治疗原则”的报告。

首先，刘教授结合国外的动物实验研究指出，存在肝脏基础疾病的状态下，如果并发肠粘膜损伤会加重肝脏疾病的进展。临床研究发现，IBD患者的肝脏硬化值（LS）随着BMI增加而升高，随体重下降而下降。随后从IBD合并药物性肝损伤、脂肪肝、PSC、病毒性肝炎的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IBD合并药物性肝损伤时，可根据肝酶升高水平，决定是否继续用药还是药物减量或更换。IBD患者并发脂肪肝的比例在8.2%～40.8%，应需重视脂肪肝的诊断。伴发PSC的UC患者其结直肠癌发生风险显著高于无PSC的UC患者及健康对照患者；对于初诊PSC的患者，不论有无肠道症状，均建议完善结肠镜检查明确有无肠炎；熊去氧胆酸是否有助于预防UC相关结直肠癌发生尚无充分证据支持。IBD患者罹患HCV、HbsAg阳性的风险并不高于健康对照；对于HBsAg阳性并接收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应予抗病毒治疗，可在加用免疫抑制剂前两周开始，至免疫抑制剂停用6个月至1年后可停用，用药期间要定期检测转氨酶及HBV-DNA水平。对于HCV-RNA阳性的IBD患者应给予DAAs药物治疗，定期检测肝功能及HCV-RNA水平。最后提到IBD患者可能同时罹患重叠综合征，譬如PSC+AIH等，临床上应重视，并规律治疗及监测。